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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摊经济前传:世界不会亏欠,每一位奋斗者

作者:最爱君

本文转载自:最爱历史(ID:solovehistory)

距今3800多年前,一个河南的“摊贩”到河北做生意,路上被劫了货,不幸丢了性命。
这个人叫做王亥,是商汤的祖先。
从始祖到商朝建立者,商部落历十四世,经八次迁徙,他们长期在部落间做买卖,一说“商人”一词的由来就是源自这些走南闯北的商人。
王亥是商的第七任首领,他驾着马车,载着帛牵着牛羊,前往黄河北岸的有易(今河北雄县)交易。
《竹书纪年》记载,王亥一路奔波来到河北后,有易氏的首领[mián]见财起意,杀了王亥,抢走货物。
之后,王亥的儿子起兵讨伐有易氏,为父报仇。一个摆摊血案由此引发了一场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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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人夏景货郎图轴》,夏天当然是卖清凉的糖水啦。
1、从一个“摆摊大佬”说起
从河南偃师县二里头遗址郑州商城遗址安阳殷墟,都出土了大量贝币、玉石,留下先周时期人们贸易的痕迹。当时,城邑没有购物中心与超市,在街市上摆摊是最原始,也是最常见的交易方式。
随着社会上交易活动频繁活跃,商代已有“日中为市,交易而退”的景象,来自各地的石器、玉器、铜器、牲畜等商品汇聚在一起,进行交换。
前有北大毕业卖猪肉,今有双语硕士当保姆,而在这群商代的摊贩中,也出现了一位大佬。
《尉缭子》记载:“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卖食棘津。”《战国策》也说,“太公望,齐之逐夫,朝歌之废屠”。
这是说,在晚年垂钓渭水之滨邂逅周文王前,周朝开国功臣姜子牙曾经做了N年生意,在集市上卖肉卖酒。他同时还研究治国安邦之道,真是一个念念不忘诗与远方的小摊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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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子牙剧照:想不到吧,这也是一位摆摊大佬。
武王伐纣后,西周同样重视工商业,并且对工商业进行垄断性经营,由官府设立“工正”、“工商”、“工匠”等进行管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工商食官”
尽管工商业者在身份上受到严格限制,但西周统治者还是保障了小商小贩的蝇头小利。
据《周礼》记载,周朝时设有固定的交易场所,分为早、中、晚三次。其中傍晚时的晚市也被称为“夕市”,就是小摊贩进行零星售卖的活跃时间。西周还设置了专门监督市场的官吏“司市”。这些人负责维持市场治安、管理市场秩序,堪称中国最早的“城管”。
为了招徕包括摊贩在内的天下商人,周朝统治者发布了《告四方游旅》:“告诉四方商旅,渡口有船,途中有店,所到之处就像到家一样。如果货币面值小,买卖不方便,就铸币值重的‘母’币与原本币值轻的‘子’币共同流通,以方便商旅……不要使市场上的货物匮乏,需使物价合理稳定,这都是为了百姓生活安定。”
姜子牙将市井气带到了他的封地齐国。由于当时齐国“地泻卤,人民寡”,齐国历代国君注重发展手工业与渔、盐业。齐国靠贩运、丝织、渔盐起家,后来,另一个出身商贾的名相管仲借此“徼山海之业”,发展商品经济,使齐国一跃成为东方强国,助齐桓公率先在春秋诸国中称霸。
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小摊贩迎来了新的春天。当时,涌现了齐、晋、郑等重商国家,出现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盛况。
经商成了不少人的发财之道,所谓“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弃官、弃学,甚至弃农经商的社会现象屡见不鲜。商人或肩挑背负,或坐列贩卖,在摆摊的风口下起飞。
郑人买履、买椟还珠、自相矛盾等成语故事讲的就是这一时期的摊贩,还有子贡、白圭、吕不韦等人,都是当时叱咤风云的富商。
商人资本有“与王者垺富”的势力,大小商人以不等价交换、囤积居奇等手段也会“牟农夫之利”,因此,新兴的地主阶级为了自身利益,都对商业抱着否定态度。
李悝在魏国主持变法,主张“尽地力之教”,也就是发展农业。商鞅在秦国变法时也提出了“耕战”政策,同时“重关市之赋”,也就是加重商税。这样出来摆摊做生意的人少了,回家种田、打仗的人多了,秦国也加速了统一的步伐。
战国时期各国改革,大都带有这样明显的重农抑商倾向,这一思想自此持续了两千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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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剧照。
2、夹缝中的士农工商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石碑上书写了八个大字“上农除末”、“黔首是富”,又“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将这些商人的财产充公。秦始皇连大商人都不放在眼里,更不要说小商贩了。
秦朝时,官营商业再次占主导地位,私商受到限制,只有贩运外地珍异之物的商人得到优待,因为他们不影响重农抑商的政策。如果你哪天穿越到秦朝,摆地摊就只能卖这个了,也许手中的iPhone还能卖个好价钱。
汉承秦制,也实行“抑商”政策。
汉高祖刘邦,看到秦末战争中物价飞涨,商人从中牟利,以致“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于是在称帝后发布了一道报复性的法令,力挺无产阶级兄弟,规定:商人不得穿丝织衣服,不得乘车骑马,不得携带兵器自卫,不得做官府的属僚,对商贾征赋税加倍,商贾买饥民子女为奴婢的要无偿释放。
这道“贱商令”奠定了汉朝重农轻商的基调。
秦汉政府对商业的抑制,并没有彻底打击老百姓求取财富的意志。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了一些励志的汉代小摊贩:
行贾,丈夫贱行也,而雍乐成以饶。贩脂,辱处也,而雍伯千金。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简微耳,浊氏连骑。马医,浅方,张里击钟。
汉代商人卑贱,行走叫卖更为人所不齿,却有人靠着卖油脂、卖水浆、磨刀、卖羊肚儿、给马治病等江湖绝技发财,走上人生巅峰。
汉时,长安、洛阳、宛、邯郸、临淄、成都等是全国的商业大都会,其中长安“大开九市”,吸引了无数小摊贩,“商贾百族,裨贩夫妇”都到京城淘金,其中也有“鬻良杂苦,蚩眩边鄙”,什么意思呢?就是弄虚作假、欺骗顾客的不良商家。
这也不是说,商贩都见利忘义,摆摊的更多还是诚实守信的好商人。
《三国志》记载,汉末名士任嘏,年轻时有一次到街市上摆摊卖鱼,正逢官府加征鱼税,鱼价猛增,“贵数倍”。任嘏这老实人却毫不动心,仍按平时的价格出卖。讲信用的人运气不会太差,他后来投简历加入了曹操团队,成为曹魏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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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集市画像砖。
魏晋南北朝,战乱频仍,社会动荡,商品经济一度处于迟滞状态。
一些农民、手工业者、寒微士人、妇女等组成的民间小商贩,在战乱中忍受着商税盘剥与路途艰险,靠小本生意艰难求生。这一时期的小摊贩往往亦农亦商,亦工亦商。
摆摊,成了魏晋南北朝后浪们的一条出路。
《宋书·孝义传》载,郭原平“性闲木功”,喜欢做木工的他经常到市场摆摊,卖自己制造的木器。
《宋书·王僧孺传》记载,王僧儒幼时家贫,其母以织布卖布为业
《梁书·贺琛传》说他“家贫,常往还诸暨,贩粟以自给”
《梁书·吕僧珍传》记载,南梁开国元勋吕僧珍出身寒微“从父兄子先以贩葱为业”。这卖的葱,除了自己生产的以外,也会跟别人进货,堪称南朝“甩葱哥”。
《宋书·朱百年传》说,南朝宋隐士朱百年“携妻孔氏入会稽南山,以伐樵采箬为业”
这些人都是南北朝名留青史的名士、文臣、武将,而他们的共同点,就是都摆过摊。
3、草市,小商贩的一线生机
隋唐时,天下重归一统,商业出现了新的繁荣局面。
“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的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商业都会,朱雀街东西两侧的两市,更是帝国商贸最繁盛的CBD,商贾云集,琳琅满目。
但生活在底层的小摊贩,依旧世道唯艰。
隋唐实行严格的坊市制度,坊是住宅区,禁止经商,市是交易区,与坊分离,且唐朝前期规定,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不是哪里都有做买卖的地方,也不是每个交易区都能随便摆摊。长安东、西两市内,同行业的商店开设在同一地点,总称为行,长安之市足足有220行,形成五花八门、整齐划一的商铺。
《唐会要》记载,市内进行交易的时间有限制,中午两市击鼓300下,店铺才能开始营业,日落前七刻,敲锣300下,店铺必须关门,想吃个夜宵不太可能。如果有人犯了夜禁,还要被杖责七十下,身子骨不结实那就有罪受了。
大城市没有小摊贩的生存空间,但城外乡村形成的草市,还是给了小商小贩一线生机。草市兴盛于唐代,这是在交通便利的地点上自然形成的乡村定期集市。
在坊市的墙推倒之前,想要摆地摊,就只能先到城外将就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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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中后期,坊市制与夜禁制开始被打破。
4、地摊经济兴衰400年
到了宋代,坊市制度被彻底打破,商店货摊散布于各处,再无时间与地域的限制,“万街千巷,尽皆繁盛浩闹”。宋代城市经济有414种行业,约为唐代的两倍,商业活动昼夜不息,还有别开生面的“鬼市”,可以体验一下夜生活。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鳞次栉比的商店,与沿街叫卖的小贩相映成趣,构成了北宋城市商业的经典绘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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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上河图》中的水果摊。
宋朝虽然放宽对摊贩的限制,并减免其赋税(“贩夫贩妇,细碎交易,并不得收其算”),但起初也反对杂乱的地摊经济,想着摆地摊和城市规划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宋朝建国初期,开宝九年(976年)宋太祖赵匡胤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要求整治街道:“还经通利坊,以道狭,撤侵街民舍益之。”就是说,把街上那些占用道路的违章建筑给拆了。
他在位时颁行的《宋刑统》还规定“诸侵街巷阡陌者,杖七十”,“其有穿穴垣墙以出秽污之物于街巷,杖六十。”这两条都是针对摊贩,前者指占道经营,后者指污染环境,这些行为都是要挨打的。
为此,宋朝也组成了专门的“城管” 大队,称为“街道司”。这些办公人员身兼城管、税务、环卫等多个工作,还要兼职抓小偷与防火救灾,与商贩可谓是亦敌亦友,共同保持着街道的繁华。为了减少暴力执法,宋朝“城管”在街上两侧设置“表木”,以此划清界线,越界了就算占道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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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
此法收效甚微,到北宋末年,城市出现了大批流动摊贩,政府只好默许占道经营,干脆跟商贩收取“侵街房廊钱”,越界可以直接收钱了事。
如此一来,宋代的“地摊盛世”也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甚至连皇帝出行时,大队人马走在城市街道上,仪仗都摆不开(“其侍从及百司官属,下至厮役,皆杂行道中”)。沿街的老百姓看到皇帝“堵车”,也被逗乐了,纷纷聚集过来围观,场面更加混乱(“士庶观者,率随扈从之人,夹道驰走,喧呼不禁”),宋朝皇帝对此也无可奈何。
宋朝的“恤商”,也是恤民,促进了唐末五代战乱后商业的迅速发展。随着宋朝国力日衰、日趋颓靡,商税也逐渐苛繁。到了南宋后期,不少地方滥设税场,收取行人身上带的缗钱、斗米等。摊贩惹不起,为了躲避只能绕道,被发现后货物还要被“抽分”,作为税场官员的奖赏。
宋朝最后的倒行逆施、苛取横征,导致官吏与百姓“相刃相劘,不啻仇敌”,摊贩们在之后迎来了另一个痛苦的时代。
元朝自中叶以后常年陷于内乱之中,社会经济凋敝。朝廷对小商贩的规定却十分严苛,“凡行路之人,先于见住处司县官司具状召保,给公凭,方许他处勾当。”小商贩要有官府的凭证才能营业,这似乎还不算太过分,但元朝还说,小贩售卖物品的价格要实行月评,变动价格也要先经过官司核准,不然就做不成生意。这样一来地摊经济毫无生机。
朝廷对摊贩处处实行打压政策,特权商人赚得盆满钵满。底层的生意人断绝了生计,这些破产者不过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手工业者、小商贩或流民,他们只能被迫加入反元起义的浪潮。
出生于元朝后期的朱元璋,从小饥寒交迫,少年时其父、母、兄先后饿死,家里连买棺材的钱都没有,他只好与其他家人各自逃生,走投无路出家当了和尚。
那时的天下,又有多少朱元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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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人春景货郎图轴》(局部),小摊贩每个季节贩卖的商品不同。
5、了不起的沿街叫卖
朱元璋在元末乱世中崭露头角,最终开创大明王朝,他最了解底层百姓的艰难生活。
为了缓解摊贩的压力,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命人在南京临水而建几十所“塌房”,出官税钱三十分之一、房钱三十分之一即可使用,用于商人自由贸易与存放货物,让他们来京城做生意时,不至于无处安身,只能住在船上。这一制度后来逐渐普及到全国各大城市。元朝的各种苛捐杂税也得到削减,洪武初年设置的税课司局,有四百余所,到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裁撤了364处,“军民嫁娶丧祭之物、舟车丝布之类,皆勿税”一些学者认为明清时期,中国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有别于科技、思想、制度上全面落后于世界的局面,明清的地摊经济始终焕发着勃勃生机,代表着底层老百姓顽强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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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仇英:《清明上河图》(局部),这个小商贩卖的是什么呢?
清朝对地摊经济也是采取默许的态度,并采取了一些支持措施。据《清代钞档》记载,雍正帝曾经下令减免对摊贩的收税,说:
朕闻各省地方,于关税、杂税外,更有落地税之名。凡耰锄、箕帚、炭薪、鱼虾、蔬果之属,其值无几,必查明上税,方许交易。且贩自东市,既已纳课,货于西市,又复重征。至于乡村僻远之地,有司耳目不及,或差胥役征收,或令牙行总缴,其交官者甚微,不过饱奸民滑吏之私囊,而细民已受其扰矣。
16世纪,葡萄牙传教士克路士来到中国时,沿街摆摊的小贩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回国后,克路士根据自己的见闻,写了本《中国志》解锁“我爱中国”的财富密码,其中说到:“这个地方有一件了不起的事,那就是沿街叫卖肉、鱼、蔬菜、水果以及各种必需之物。因此,各种必需物品都经过他们的家门,不必上市场了”
走街串巷、行商贩货的传统小商人,带着那个时代独有的烟火气与市井气,风里来,雨里去,留在帝国的残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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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皇都积胜图》(局部),描绘了明朝中后期的北京城。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真正摆地摊为生的人都不容易。那些调侃地摊经济的人,或许也知道其中的艰辛。
大多数人最熟悉的一位古代摆摊大佬,应该是蜀汉的刘备。刘备从小家境清贫,靠和母亲摆摊贩卖鞋子、草席才能维持生活。后来自己出来创业,大半生处处碰壁,寄人篱下,遭遇中年危机,有了髀肉之叹。晚年终于事业有成,又失了荆州、败了夷陵,亲身体验从巅峰滑落的滋味。
不是每一个人都像刘玄德,但小摊贩刘备大起大落的经历,却映照出了许多平凡的人生。但愿世界不会亏欠,每一个奋斗的人。

参考文献: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06年

钱穆 口述,叶龙 整理:《中国经济史》,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

王孝通:《中国商业史》,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

党诚恩:《中国商业史话》,中国商业出版社,1986年

王兆祥:《中国古代的商人》,商务印书馆,1995年

江立华,孙洪涛:《中国流民史古代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

张良:《从管控到服务:城市治理中的“城管”转型》,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6年

薛平拴:《唐代的中小商人与商品经济》,晋阳学刊,1992年02期

郑瑞侠:《中国古代早期文学对商贾形象的塑造》,天府新论,2004年01期

徐丽娟:《六朝时期民间商贩述略——以建康地区为中心》,文化学刊,2017年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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