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节   鲜血浇灌的大国尊严 03

美国记者拉瑟福德﹒波茨在其所著的《韩战决策》序言中有这样的一段话:

“朝鲜停战给许多美国人带来一种受挫失利的感觉,间或掺杂着战败的苦涩 ——我们罢手休战了,却不曾赢得军事上的明显胜利。”

朝鲜半岛停战之后,除了历史学家、军史学者之外,普通美国公众没有几个人愿意再去回忆这场战争,但在新中国,情况却恰恰相反,对于中国人而言,朝鲜战争是新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的新篇章,是中国的立国之战,其对于中国的意义是无论如何高估都绝不过分的。

美国陆军史专家贝文﹒亚历山大在他的《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中这样描述道:

当朝鲜战争最后停火时,美国最高军政领导人向美国人民传达了一个乐观的信息。他们带给人们的印象是:美国实际上赢得了胜利,因为它遏制了共产主义的发展势头。……但是在美国高层领导人的心灵深处和私下商讨中,却有一种深深的受挫感,这种情感因无法向公众透露而变得更加强烈。……

尽管美国公众很少有人了解真实情况,但美国领导人却心中有数,他们曾计划征服北朝鲜,使之与李承晚的南朝鲜合并,而这一计划却被红色中国挫败了。1950年9月仁川登陆后,美军又入侵北朝鲜,其唯一原因便在于此。美国领导人知道,遭到失败后进行的战争实质上是一种没有目的的战争,但公众却鲜有人知。

最令人感到沮丧的是,红色中国人用少得可怜的武器和令人发笑的原始补给系统,居然遏制住了拥有大量现代技术、先进工业和尖端武器的世界头号强国 ——美国。……

1951年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布莱德雷曾经说过一句非常有说服力的话:同红色中国的冲突,将会是一场同“错误的敌人”进行的“错误的战争” ——因为美国面临的巨大危险是拥有核武器的苏联。尽管美国领导人承认这一现实,而且事实上也并不准备直接进攻中国,但他们对北京所抱的仇恨,却远比对克里姆林宫的要深的多。这一点有两个事例可以说明。首先,美国对中国进行制裁,实际上是禁止与红色中国开展贸易,竭力阻止中国发展成为工业国。这些制裁比对苏联进行的制裁还要苛刻,即众所周知的“中国差别关税”。华盛顿还迫使其他国家也对中国进行类似制裁。尽管其他国家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放松了制裁,但美国却继续了二十年之久。

美国特别敌视中国的第二个例证,是1953年11月5日(即朝鲜战争结束尚不足四个月时)国家安全委员会所作的决定。该项决定作为美国一项官方政策,旨在摧毁中国共产党政权,而国家安全委员会对苏联从来都未作过这样的决定。

美国政府发动侵朝战争,并将战火引向中国边境,继而霸占我国领土台湾后,从1950年11月5日开始,在中华全国抗美援朝总会的组织和领导下,中国在全国进行了以仇视、鄙视、蔑视为中心内容的“怎样认识美帝国主义”的宣传教育,控诉美国在历史上和现实中的侵华事实,指出美国发动的战争是侵略性质战争,必然遭到世界各国爱好和平人民的反对。通过“三视”教育,使普通群众进一步认清了美帝国主义的本质,提高了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提高了人们的政治觉悟。

随着抵抗强虏、保家卫国的抗美援朝战争的深入,中国人民激发起来的爱国主义精神形成了一股强大无比的力量,人民群众焕发出了空前的爱国热情,他们提出,为了支援抗美援朝战争,随时听从祖国的召唤,只要前方需要,“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要粮有粮”,掀起了赴朝参军参战的热潮。成千上万的土改翻身农民拿起武器,意气昂扬地奔赴朝鲜战场,全国各界先后踊跃报名参军的青年高达两千多万人!

到处都出现了母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父亲和儿子、哥哥和弟弟争相入伍的感人事例,有的老太太甚至带着全部子女走进了征兵站。各地报名的人数超过预计的几倍甚至几十倍!当时只有两千多万人口的浙江省,竟先后有一百多万人报名参加志愿军;地广人稀的西北地区,仅1951年一年之内即有两万四千多名各族爱国青年走进了出国作战的志愿军队伍;华北地区仅河北省,报名参军的就有十三万余人;内蒙古自治区扎贲特旗的一个行政村,有六十多个蒙古族青年牵着自己的马,弹着马头琴,来到了征兵工作站;遭受敌机野蛮轰炸的安东市(今丹东市),在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的几天内,就有五百多名青年工人报名参军,二百多名女工则志愿赴朝做救护工作……

全国报名参军的适龄青年数量巨大,但被选中参军者不足十分之一,在社会上则是一人当兵全家光荣,人称参军“比选秀才挑女婿都难”。贵州省黄平县不到一万人口的四屏区,就有463名苗族民兵报名参军,苗族民兵田成云在参军报名会上说:“国民党四次抓我去当兵,我逃跑了四次。现在是为保家卫国参军,我一定要去。”这种在敲锣打鼓和万众欢呼声中踊跃参军的情景,与旧中国在战争中抓兵抓丁的悲惨场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祖国人民还组织了大量的支前队伍参战。据统计,在整个战争期间,仅东北地区农民参加过抗美援朝运输队、担架队、民工队等战地勤务工作的就有六十多万人,其中随军入朝就达二十一万多人。他们英勇的从事各种战场勤务工作,为保障我军作战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全国铁路系统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员工都报名参加抗美援朝,仅在上海铁路管理局范围内,除了四千三百余名铁路员工参加了朝鲜的战地工作外,还有近三万人随时准备奔赴朝鲜。他们与志愿军、朝鲜人民军一道,在和敌人飞机轰炸、炮击、敌特骚扰破坏的激烈斗争中,机智巧妙、英勇无畏地用鲜血和智慧,造就了一条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保障了前线的一切物资供应,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中华全国抗美援朝总会和红十字会共组织了六千多名医务人员奔赴朝鲜战场服务,天津市要求到前线服务的医务人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有些老医生、老专家未被批准上前线,他们就纷纷要求到抢救志愿军伤病员的医院工作,以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1951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向全国各族各界人民发出了《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属、军属的号召》。为了方便各界人民认捐,抗美援朝总会对各种武器的折价作了具体规定:

一架战斗机折合人民币十五万元;

一辆坦克折合人民币二十万元;

一门大炮折合人民币九万元。

这个运动立刻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

甘肃玉门油矿的职工们在八天内用增产所得捐献了“石油工人号”战斗机一架;

北京石景山钢铁厂的职工们捐献了“石景山钢铁厂号”战斗机一架;

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也卖掉了自己在香港的房产,所得款项全部捐献给了抗美援朝运动;

四川简阳县的棉农们发起了“一斤棉捐献运动”,两个月内就完成了两架“棉农号”战斗机的款项;

有的人将两年中积累的工资二百万元(旧币)全部献出;

新疆乌鲁木齐的一百零三岁高龄的维吾尔族老人乌古尼沙汗,坚持用拾麦穗、纺线换来的钱作了捐献,被誉为“志愿军的老妈妈”;

重庆市六十三岁的劳动妇女彭淑贞,临终前将其一生洗衣所得的积蓄三个金戒指、五枚银元和一间房屋,全部捐献了出来;

湖南湘潭县猪鬃公司的工人陈楚生,四十六岁还没有结婚,可是他却献出了自己为准备结婚而积蓄的五十万元,还长期捐献工资的百分之四十;

李庄(时任《人民日报》记者):

“当时抗美援朝运动成为推动国内奋进,互相鼓励、互相支持、互相启发的这么一种力量。你做的事情对不起志愿军,对抗美援朝没有利,好像你就不是人。”

湖南省湘潭县一位七十六岁的勤杂工谭楚云,每月只有八元的收入,从抗美援朝总会发出捐献号召之日起,他就做了一个竹筒,上面钻一个小孔,每天工余挑三、五担水,把卖水的钱装进去,捐献给抗美援朝之用。老人说:“我是毛主席的家乡人,不能给毛主席丢脸!”

辽宁彰武县一所小学的一千二百多名小学生,利用放学后和假期中的闲暇时间,打柴禾、拣粮食、打柳条子,积累了一千二百多元,全部捐献给了抗美援朝运动;

河南艺人常香玉和她的爱人陈宪章,怀着报国的满腔热情,率领她的“香玉剧社”到处奔波,从1951年8月起的半年内,在河南、陕西、湖北、湖南、广东、江西等六个省为三十多万观众巡回义演了一百七十多场豫剧,她自己却省吃俭用,用义演的全部收入和自己的积蓄捐献了“香玉剧社号”战斗机一架。

为此,常香玉卖掉了自己的一部卡车,并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作为捐献义演的资金。为了不影响到外地演出,她还把自己的三个孩子(大的不足七岁,小的刚刚三岁)全都送进了托儿所。

几十年后,记者在河南郑州采访了年逾古稀的常香玉老人。老人告诉记者,当时她之所以带领她的剧社义演,全都出自于对国家和政府的一种朴素的情感。

常香玉(七十八岁,时任香玉剧社社长):

“我觉得几场戏表达不了我的心情。我说我还有力量,我要把这个力量拿出来,为我的国家做点事情。这时候,我就向我的老伴呀商量,提出来捐献一架战斗机。”

“我要保卫这个政府,我要保卫这个国家。我在这个国家存在,我是这个国家的一员。”

“我当时就给老伴提出来,我说咱要出去演出啊,得写个戏,写个爱国主义的戏。配合咱们这个捐献义演有意义。我说像穆桂英呀,花木兰那,还有古代的那些英雄们,都是为国家牺牲,甚至于牺牲了全家的生命,她都要爱她的国家。我说中国人就有这个劲头儿。”

“香玉剧社”的演出,每到一处都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常香玉的名字和她的表演很快誉满全国。经过近半年的时间,常香玉和她的剧团的同志们终于实现了她们用义演收入为志愿军买一架战斗机的愿望。

全国工人阶级兄弟们纷纷提出“工厂就是战场,机器就是枪炮”的战斗口号,他们以提高产品数量质量、降低成本、发挥工业潜在战力、推广先进经验等办法,为国家增产节约了巨大的财富。国内工商企业都优先接收志愿军的订货,并积极研制前线所需的产品。例如当时的国内电讯器材生产单位便参照苏式、美式通信器材的式样,根据战场要求制造了大量的报话机、步谈机和电话单机,使志愿军的通讯器材在停战前就已实现了大部分国产化。经过国内各兵工厂的努力,我军前线弹药的国产率也从10%提高到了45%。

妇女们精心缝好了慰问袋,有的还把积蓄了多年的“体己钱”,甚至把最心爱的结婚戒指、首饰也捐献了出来。许多地区的妇女开展了一人一双鞋的运动,为前线将士们赶做了大量新鞋。最感动人的是贵州省苗族姑娘向志愿军献出了从不轻易送人的挑花腰带,云南彝族姑娘把准备送给新郎的绣花衣也送到前线去。各族人民还赠送了各种名贵特产、名贵药材,慰问“最可爱的人”。祖国成千上万封慰问信,像雪片一样飞往朝鲜前线……

根据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统计,从1951年6月到1952年5月底,仅一年的时间,全国人民共捐献人民币五万五千六百五十多亿元(旧币),折合可以购买战斗机三千七百一十架。

在对外战争取得胜利的同时,国内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剿匪斗争。美国出兵朝鲜时,国内土匪、国民党残余势力暴动四起,他们认定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解放军肯定不是美军的对手,一时气焰嚣张,高峰时全国土匪曾达百万人之多,还有许多反动势力跳出来大肆破坏。但志愿军在朝鲜半岛的辉煌胜利一下子把他们嚣张气焰全部打了下去。

根据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投入了六个兵团、四十一个军、一百四十个师、两个旅和海军一部,分别在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等地展开了大规模的剿匪作战,共计歼灭国民党军残余部队和匪特二百六十八万余人,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在大陆建立“游击根据地”,同共产党进行长期对抗和伺机反攻大陆的企图,并彻底消除了中国人民长期以来深恶痛绝的匪患,保护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使国内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安定局面。在朝鲜战争期间,新中国人民团结,社会稳定,海防线上也严阵以待,这也是美国和台湾国民党政权始终不敢大举进犯的根本原因。

有一个台湾人写的研究中国军事的书,其中对中国军队多有指摘,一付不服气的样子,但其中有一段说中国共产党政权曾经面临极度危险的局面:当时中苏关系紧张,北方边境,苏联人陈兵百万,虎视眈眈;东南沿海,美国人的第7舰队进入了高度戒备状态;盘踞台湾的蒋介石积极准备反攻大陆;西南方向,印度人也调兵遣将,蠢蠢欲动,要报当年的一箭之仇。而此时中国正陷入“文化大革命”的一片内乱之中,国民经济已滑入崩溃的边缘……但是,面对如此“良机”,这位作者写道:各方慑于韩战中(注:即朝鲜战争)中国军队之军威,竟无人敢先行发难。其酸溜溜的遗憾之意,无奈之情,跃然纸上。


作者:陈亚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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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 鲜 半 岛—— 鹰与龙的搏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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