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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为何急转直下?

作者:清和社长

本文转载自:智本社(ID:zhibenshe0-1)

文 |清和智本社社长

最近两年,中美关系为何急转直下?

疫情以来,中美关系从贸易战快速演变为国家对抗,国家对抗上升到意识形态斗争。当两国所有分歧及个体行为,都被“政治正确”绑架,都预设国家立场,都上升到意识形态层面,理性的声音式微,正常行为被曲解,两国之路则越走越窄。

本文继《脆弱的“中美国”》后,探讨美国大选与中美关系演变。

本文逻辑:

一、美国大选与中美关系演变

二、政治正确与克里米亚效应

三、经济内循环与社会内卷化

(正文6000字,阅读时间约20分钟,可先阅读再分享

01

美国大选与中美关系演变

中美过去四十年的外交成果来之不易,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

朝鲜战争后,中美之间关闭了一切对话窗口。十余年后,中苏破裂,苏压制美,中美走到了合作的历史关口上。

1969年2月1日,就职仅12天的尼克松总统便要求国务院官员尝试与中方接触。同年7月,美国取消了对华贸易管制,并停止了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巡逻。

1971年基辛格绕道巴基斯坦访华,与周恩来会谈;次年,尼克松正式访华。尼克松、基辛格与毛泽东、周恩来,两国四位领导人搁置民族仇恨,打破坚冰。

1979年,邓小平亲自主持谈判,中美正式建交。在新加坡李光耀的斡旋下,邓小平与卡特总统达成经贸合作共识及政治互信。

80年代,美国里根上台改革,邓小平改革开放,中美关系在全球化浪潮中进入蜜月期。

1990年前后,国际局势风云突变,苏联解体,东欧垮台,中美关系骤冷。1992年,邓小平再次出手,明确对外开放及市场经济之路。老布什,这位曾经担任过美驻北京联络处主任的总统,始终保持中美关系正常化。

90年代,中美进入微妙时期。1995年,克林顿政府展开了一场对华政策大辩论:是遏制政策还是接触政策?

克林顿政府的做法是一边试探一边接触,爆发了南海、大使馆等事件。新一代领导人江泽民继承了邓小平韬光养晦的务实外交,处理得当。整个九十年代,中美在磕磕碰碰中越走越近,美对华投资高歌猛进。

于是,美国的建制派、商业界、政治精英逐渐形成了一种共识:只要给中国时间,中国必然会拥抱我们,走向自由市场经济。

千禧年后,小布什忙于反恐,与克林顿联手说服美国政界,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朱镕基抓住机会,中国成功入世。之后,中美贸易一日千里。2007年,哈佛教授尼尔·弗格森创造“中美国”(Chimerica)一词,称中美已走入共生时代。

然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中美关系进入拐点。美国人意识到旧秩序的危害,渴望改变、改革,甚至颠覆旧秩序。但是,中国精英并未意识到。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奥巴马总统维持着中美关系的底线。

2016年大选,美民主党希拉里败选,建制派失势,特朗普上台,中美关系急转直下。

从中美建交到中美“共生”,经历了两国多代领导人的精细筹谋与理性维系。但是,中美关系破裂,甚至走向“新冷战”,只用了两年的时间。

这到底是特朗普所为,还是中美之间存在根本的不稳定因素?

如今在美国,对华强硬成为华盛顿和国会的共识。这说明中美之间存在根本性分歧。

有人说,中美之间存在民族文化、意识形态的冲突。这显然存在,但40年前这一冲突更为严重,为何两国还是破冰、携手、共发展?今天争论的出口补贴、技术转让等问题,美国为何之前一直能够容忍?

这里面是有蹊跷的。

中美之间数万亿美元的双边贸易额,这一压舱石并不稳定。我在《脆弱的“中美国”》中分析了两个原因:一是中美贸易规模大,但两国经贸级别低、合作层次浅;二是中美贸易结构严重畸形(全球秩序失衡的重要部分)。

简单来说,中美两国的贸易关系是畸形的,这种经贸关系让一部分人受益,另一部分人则未必。

自从里根总统开始,美国一直是共和党、民主党的建制派执政,他们代表着美国商会、华尔街、跨国公司的利益。在这种畸形的贸易关系中,建制派、美国商会、华尔街、跨国公司都是最大的获利者。美国企业在中国投资设厂,享受廉价土地和劳动力资源,同时将产品销售到美国市场赚钱,两头得利。

比如,中国的外汇采购美国农产品,美国农民获利;采购美国国债,对建制派、华尔街有利。中国的外汇是集中管理的,中国长期持有天量的美国国债。又如,中美之间维持着汽车关税保护及准入门槛,通用、福特汽车与中国国企合作,开发中国汽车市场。如此,通用、福特受益,但美国汽车工人失业。

所以,建制派、华尔街、跨国公司、美国商会长期在这种扭曲的贸易规则中获利。但是,美国农民及产业工人并未从中获利。

2008年失衡的全球秩序终于爆发了全球性金融危机。但是,奥巴马错过了改革这一秩序的绝佳机会。2016年,愤怒的美国农民、产业工人将票投给了特朗普,后者上台便掀桌子。

这是一场全球化的失意者对既得势力发起的挑战。

所以,今年11月的大选非常关键,特朗普还是拜登,决定了中美关系的走向。

有人说,拜登甚至会比特朗普更狠,中美关系不可能改善。

这其实是不了解美国政体。拜登上台前后,中美表面上的对立都会很严重。因为对华强硬成为了美国的政治正确,如果拜登不够强硬,他很难获胜;即便当选,如果不够强硬,他很难给选民交代。这就是竞选术语。

但是,拜登不会完全与中国撕破脸,会留给中国政府一定的底线,中美关系不会破裂。

为什么?

如今民主党已经分裂,拜登、希拉里代表传统建制派势力、美国商会、华尔街、跨国公司的利益;桑德斯代表蓝领阶层、工会劳工组织、弱势群体的利益。在中国的问题上,这两个群体是冲突的,他们是既得利益者与全球化失意者之间的对立关系。如果桑德斯执政对中国可能比特朗普更加强硬。

不管是2016年还是2020年的民主党内选举,民主党的传统势力都放弃了桑德斯。为什么?

现在美国两党的选区是非常稳定的,只有几个摇摆州,这几个摇摆州一般是“铁锈州”,所以争取摇摆州产业工人及农民的选票非常关键。2016年大选,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的选票虽然多于特朗普,但因争夺摇摆州失败,而最终败选。

民主党陷入了两难,老政客们担心支持桑德斯,民主党可能被传统的势力(商会、华尔街、跨国公司)抛弃。这次,民主党如上次选择希拉里一样押宝建制派代表拜登,目的是固守传统势力。如果拜登获胜,他所代表的势力,是与中国关系最稳定的核心利益者。比如NBA、通用汽车,他们在中国赚得钵满盆满,并不希望中美关系恶化。

当然,特朗普不只代表产业工人及农民的利益。共和党代表的核心势力是本土工商企业、科技企业、工薪阶层、中产阶级。共和党的优势是,特朗普争取摇摆州,争取农民的利益,打破旧秩序,与其核心势力并不冲突。所以,他可以放手干,但民主党则投鼠忌器。

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对中国的游戏规会有本质区别。特朗普政府希望另起炉灶,彻底颠覆旧秩序,基本上要求中国兑现入世时承诺的所有条款,否则宁愿与中国全面对抗。

如果拜登执政,拜登不会打破旧秩序,他会让美国与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下协商。拜登会给中国精英阶层保留一些底线条款,同时改革WTO规则,如此达成妥协性共识。

02

政治正确与克里米亚效应

自新冠疫情以来,中美从贸易战迅速上升到经贸、政治、军事等全方面对抗,意识形态交锋异常激烈。

原本这是一场全球化的失意者与旧秩序既得利益者之间的斗争,如今正在快速上升为中美两国之间的全面对抗。

这是为什么?

“政治正确”绑架舆论及民众利益,使得这场斗争的性质彻底改变,并趋于失控。

在美国,对华强硬成为华盛顿的“政治正确”。在未来几个月的大选中,特朗普、拜登都会发出强硬的反华言论,特朗普政府甚至可能做出比驱逐大使更加激进的行动。谁更能打,谁更有机会获胜。

我们可以明显发现,特朗普对中国的行动已经完全不按套路出牌,完全不按传统政客套路走,得了便宜还发推特。如今,特朗普政府关闭了与中国很多领域的对话与交流。美国不跟中国沟通,关起门来制定针对新疆、香港相关的法令,甚至还可能制定针对台湾、共产党相关法令。

这是为什么?

因为华盛顿基本上否定了克林顿时代以来的“对华接触政策”。如果特朗普政府还按以前的方式与中国接触、协商,会被认为继续走老路,违背了“政治正确”。

中美两国皆如此,冲突日趋激烈,任何讨论与行动都预设一个国家利益的政治立场,如此两边理性的声音与和平的行动会快速衰退、消失,甚至反转。预设的国家立场最终很可能变为现实,所有的斗争都成为了国家之间的冲突。

从制裁中兴、华为,到限制5G,再到限制中国技术,再到疫情、香港、南海等问题,之前所预设的国家利益之冲突最后都如愿以偿,然后以修昔底德陷阱来定论。

这就好比:

陈村黄头发的小青年是坏人;

陈村的小青年是坏人;

陈村人是坏人,他们要打我们村的人;

你看,陈村人真打我们了;

陈村与我们村势不两立。

一旦两国所有事情被架到“政治正确”的高度,那么全面对抗将不可避免。一旦越过某个临界点,擦枪走火并不奇怪。。

很多人都在思考:二战时日本为何要主动招惹美国?

听到日本偷袭珍珠港时,希特勒大骂日本蠢蛋,将美国拖入到战争中来。其实,日本不希望与美国为敌,美国罗斯福、英国丘吉尔也不想与日本开战,美国还有一群亲日派,但是最后他们都成为对日强硬派。

日本发动东南亚战争后,演变为一辆高速奔驰的战争列车,任何人都阻挡不了它奔向珍珠港。

1940年,日本占领了东南亚诸岛,宣布控制了南洋天然气。这时,美国第一次对日本实施石油禁运。但为了避免过度刺激日本,美国并未禁止日本战斗机的原油。日本也意识到危机,大量采购、开采和囤积战争石油。

1941年7月,日本控制荷属东印度群岛和印度大陆,美英对日实施全面石油禁运。这一举措引发日本国内恐慌,这时日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主动放弃这场战争,可能面临亡国危险;要么向美国开战,赌一把国运。

这时,所有美国人、日本人都没得选。仅4个月后,一直反对与美国开战的日本政客也不得不支持日本战机飞向珍珠港。美国原来的亲日派变为最强硬的强硬派。美日两国的故事演变为你死我活的战争,

长期以来,中国精英与美国建制派、商会、华尔街有着广泛深入的利益关系,中国未曾考虑到与美国的关系会走到今天这地步。中国有部分群体不断地释放强势言论,盲目试探底线,但又低估对方的决心,没有真正做好与美国决裂、全面冲突的准备。这其实是十分危险和不负责任的。

从单个事件冲突上升到国家矛盾,再以“政治正确”扩大到国家间全面冲突,最后可能陷入糟糕“克里米亚效应”。

我在《“强人”普京》中介绍了克里米亚效应。普京执掌俄罗斯20年陷入了内政与外交相冲突的悖论。普京对欧美越强势,发动克里米亚战争、格鲁吉亚战争,俄罗斯民众越拥护他,但外交越糟糕,最终被欧美世界封锁。

换言之,普京在内政上越成功外交上就越被动,外交上越糟糕内政上越成功。美国越是打击、封锁俄罗斯,俄罗斯民众越支持普京对抗美国,如此俄罗斯之路越走越窄。美国政府或许汲取了俄罗斯的教训,试图将中国的内部利益拆分,避免中国一致对美。

当所有分歧都被“政治正确”架到国家冲突层面,越冲突,越对抗,民族主义越强,冲突升级,对抗升级,最后走向死局。国家之间的冲突,与打着国家名义的意识形态冲突,其性质完全不同。负责任的政治家需要避免国家之间的冲突上升到意识形态层面,尽量避免民族主义情绪左右国家决策。

中国需要避免这种“克里米亚效应”,更不能接过俄罗斯的“接力棒”。中美对抗最受益的大国便是俄罗斯,俄罗斯被封锁的压力会减少,还可以提升国际政治地位。俄罗斯正渴望中国帮他解开内政外交悖论。在中印之间,俄罗斯不但出售武器给印度,还直接派军队、军舰支援印度。

中国需要在大国角逐中保持理性。目前,中国政府在努力维系美国商会、跨国公司的关系。美国制裁华为、中兴、美版抖音,为什么中国没有制裁美国企业?中国还制定了外商投资法,给予外资企业开放了更为广泛的投资领域。这是为什么?

美国商会、跨国公司在华利益大,他们是亲华派的,他们不希望在华投资政治化。美国议员逼迫NBA站队,提出在球员球衣的背后写上政治标语,但是遭到了多数人的拒绝。同时,中国政府也不希望意识形态斗争伤及他们。

如果两国所有人的言论及市场行为,都意识形态化,都以政治正确为前提,都被逼迫站队,那样就危险了。

03

经济内循环与社会内卷化

如今,中美之间已经突破了对方的底线。想要恢复必须先从外交着手,然后再谈经贸。

在七月份的中美智库媒体视频论坛上,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希望中美恢复全方位的对话,为中美之间列出三份清单,分别是合作清单、对话清单、管制清单。

简单来说是,中美两国的事情可以理性地归为三类:

一类是双方的底线,如台湾问题,互不挑衅,搁置争议;

二类是双方存有争议的事项,共同协商,不扩大化;

三类是双方可以合作的事项,继续展开合作,不被其它矛盾牵连。

以世贸组织的承诺条款为例。

2001年11月11日,中国在多哈签署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并做出了四项承诺:即降低关税、减少和消除非关税壁垒、农业方面的承诺和服务业的开放。承诺截止时间不少是在2005年。

比如,中国承诺到2005年,全部取消400种进口配额;取消对美国7个州的TCK小麦出口禁令;放开美国6000多家肉类加工厂对我国的出口等;逐步放开银行、保险、旅游和电信等服务业市场。

我们可以将这些列个清单:

当年,中国承诺的事项包括外贸经营权、国营外贸与指定经营、进口关税配额、出口补贴、非关税措施、技术贸易壁垒、法律服务、旅行社服务、银行、证券、外汇及支付等45项。其中哪些已经执行了,哪些还没执行;如今,哪些可以执行,哪些需要谈判,都可以列出来。

事实上中国也这么做,截止到今年6月份,全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压减至33条。简单理解是,外资进入中国只有33项不能投资及经营。这就是目前中国政府的底线。

这33项分别是什么?

比如,禁止投资稀土、放射性矿产、钨勘查、开采和选矿;出版物印刷必须由中方控股;除专用车、新能源汽车、商用车外,汽车整车制造的中方股比不低于50%;核电站的建设、经营须由中方控股;禁止投资邮政公司、信件的国内快递业务;禁止投资中国法律事务,不得成为国内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又如,禁止投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网络出版服务、网络视听节目服务、互联网文化经营(音乐除外)、互联网公众发布信息服务;禁止投资新闻机构;禁止投资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的编辑、出版、制作业务。

如今,特朗普政府希望中国将负面清单的项目大幅度压缩,这就大大突破了中国政府的底线。底线问题无法谈拢,两国上升到意识形态的对抗。

如果拜登执政,拜登政府会给中国政府保留一定的底线,比如核电站由中方控股,禁止投资及经营网络信息、新闻机构、图书出版等;会列出一部分与中国政府商谈,比如汽车、农业、运输、机场、科研等领域的合作。毕竟,对于拜登政府、建制派、美国商会、华尔街、跨国公司来说,维持与中国的正常关系,他们受益最大。

所以,未来四个月很关键。如果拜登当选,中国将继续渐进式改革开放,但这个力度要比前些年大很多。如果特朗普连任,中国面临大幅度对外开放或内循环内卷化的两种可能,极端情况还可能出现硬脱钩、经济封锁、全面对抗及“新冷战”。

改革开放要比内循环内卷化,对这个国家及中国民众更加有利。

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启动内循环,依靠国内市场及人才可以制造高科技产品。这种想法其实是违背经济规律的。

我在《智本社经济学讲义》第二十讲《市场与分工》中讲到“斯密定理”。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三章《论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意思是,分工受到市场交换规模的限制,如果交易规模太小,就无法实现专业化生产,分工就会受到限制。

假如,一个只有几百人的小镇,与其他市场是隔离的,其中只有一个人需要一辆汽车。但是,这个人是注定得不到他想要的汽车的。因为,如此小的市场是没办法支撑起一家汽车厂的。

为了生产这一台汽车,人们要建立玻璃厂、橡胶厂、皮革厂、电子厂、油漆厂等等,同时还要培养相应的技术工人。即使这些厂是现成的,也需要调整机器及产品规格,专门为这台汽车而生产配件。没有足够的市场规模,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反过来,如果市场规模足够大,不但这台汽车能够生产出来,整个汽车产业网络都会兴起,专业化分工及先进的技术会出现。

所以,“斯密定理”告诉我们:市场规模越大,专业化分工程度越强,技术水平越高;全球化市场的专业化分工及技术水平,定然大于国内市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新加坡、瑞士、荷兰这些小国都选择拥抱国际市场。

以光刻机为例。全球7纳米光刻机巨头是荷兰的阿斯麦尔(ASML),但是阿斯麦尔光刻机90%的零部件都是其它国家生产的,比如德国蔡司为其提供最先进的光刻机镜头,

如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单独制造7纳米光刻机。中国要独立制造7纳米光刻机,那就意味着还要建立一批如德国蔡司一样的全球顶级科技企业。即便我们有光刻机,制造半导体还要有原材料。日本掌握了氟聚酰亚胺、光刻胶及高纯度半导体用氟化氢三种关键性材料。韩国半导体技术已够强,但也离不开日本的原材料。

如今,世界上最先进的光刻机及一切技术,都源于国际市场下的全球化精细分工,依赖于一批全球顶级科技企业。越开放越有机会参与到顶级的国际技术分工之中,越内循环技术则越落后。

经济内循环进而导致整个社会内卷化。经济内循环与社会内卷化,这不符合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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