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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正非和张一鸣的“美国梦”

作者:80生人

本文转载自:80生人(ID:Born_in_1980)

TikTok的命运尚未尘埃落定,有人翻出了张一鸣10年前的微博,嘲笑他是“美分”,今天却被美国打了脸。
今天的张一鸣,和中美贸易战之前的任正非一样,尽量不参会,参会不发言,不接受采访。10年前的张一鸣不一样,充满激情,经常在微博上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当他遇到一些社会事件,往往会发出这样的感慨:“总觉得:可怜之人必有可怜之处,是不是就是说中国人民的。” “白天都没有时间看微博,刚刚一看,今天中国又发生了这么多令人悲哀的事件。”
其实,中国的知识分子几乎都有过这样的心路历程。很多人二十多岁的时候,言必“打倒XXX”、“动辄推翻XXX”,认为只有西方式的民主和自由才是唯一的出路。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普遍有过的“美国梦”吧。
不过,人是会成长的,形势是会变化的。随着年龄的增长、经验的积累、社会的发展,每个人的认知都会发生新的变化,就像随着疫情的发展,特朗普和美国对中国的手段越来越低劣,很多人都开始重新审视这个世界,价值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相信今天的张一鸣,学会的不仅仅是沉默,更多的是人格的成熟。
如果说让TikTok成为一款风靡世界级应用是张一鸣的美国梦,那么让华为成为全球5G的领导者就是任正非的美国梦。
任正非的美国梦可能诞生于1992年,48岁的任正非到美国考察,被美国环保、教育、人性、科技、管理、电影方方面面的成就所震撼,他写了一篇文章《六点美国印象让我心酸》。文中任正非无比感慨,“美国人民绝大多数是勤劳的,好学的。我们应该学习他们的不屈不挠、一丝不苟的奋斗精神。从来就没有什么神仙、皇帝。我们中华民族唯有踏踏实实、面对自己的弱点,才有可能振兴。世世代代繁荣梦的破灭,使我们更深地感觉到了技术上向美国学习,管理上向日本学习的深刻含义。”这时候的任正非找到了学习的榜样,发展的方向。
张一鸣的美国梦可能诞生于2016年,此时的中国已经经历了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令人刮目相看。31岁的张一鸣也到美国考察了一趟,还在Facebook总部做了个分享,介绍他如何利用算法向用户推荐图文内容。与任正非不同的是,年轻的张一鸣看到的是机会。他在《硅谷行记》中说,“我深刻地意识到一点:中国科技公司的「黄金时代」正在来临。第一,中国市场已经不再是全球市场的一部分那么简单,它正在成为全球市场最重要的一部分。第二点,我发现中国公司和它们更具科技含量的科技产品正在迅速地「入侵」整个硅谷,从硬件到软件,都是如此。”看到机会的张一鸣已经开始思考全球市场,准备大干一场。
任正非和张一鸣都是实干家,他们的努力也得到了回报,但任何成功都不会一帆风顺。
面对华为的崛起,竞争对手开始警觉。2012年,时任思科CEO钱伯斯对《华尔街日报》说:“25年以前我就知道,我们最强劲的竞争对手将会来自中国,现在来说,那就是华为。”同样,TikTok的崛起,也给Facebook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今年 7 月底,扎克伯格出席国会针对美国四大科技巨头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听证会上说,中国正在构建自己的互联网版本,专注于非常不同的想法,他们正在向其他国家输出自己的愿景和价值观。
钱伯斯和扎克伯格都曾经对中国表现出过很大的友善。钱伯斯有着浓重的“中国情结”,年轻时在王安电脑任职的8年时间,让他对华人王安充满了敬仰,也影响到他未来的价值判断,他曾说,如果不是一个美国人,他最愿意做一个中国人。扎克伯格的妻子还是一名华裔,他曾经春节用中文拜年、摆拍包饺子擀皮、在天安门前晨跑、多次参加乌镇峰会……
十九世纪英国首相帕麦斯顿曾经说过,“A country does not have permanentfriends, only permanent interests”。美国和中国也一度有过相当长的蜜月期,随着中国的崛起越来越快,美国终于对中国发起了贸易战,以狙击中国的快速发展。作为科技和短视频的领头羊,华为和TikTok成了这场战争的桥头堡。
一些精英认为,中国应该做美国的朋友,不能做美国的对手。其实,中国何尝不希望做美国的朋友,任正非和张一鸣更是如此。
面对美国的指责,华为管理人员公开表示,华为产品没有任何后门,也打开了前门,开放了源代码,华为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公开承诺愿签署无“后门”协议,并且是唯一接受第三方检测和监督的电信公司。华为甚至对印度政府承诺可以将源代码存入第三方保管账户,对美国表示愿意向美国出售5G技术。
面对特朗普的咄咄逼人,TikTok的求生欲更强。2018年,字节跳动就将国内的抖音和TikTok做品牌切割,把TikTok打造成独立运作的海外公司,数据储存在海外,不向总部发送。公司在柏林、洛杉矶、新加坡和华盛顿建了“透明中心”,向外部专家展示TikTok如何审核平台内容和保护用户隐私数据。为了更加本土化,TikTok聘请迪斯尼担任首席执行官,高管也几乎换成了清一色的外国人。
然而,这一切没有任何意义。
美国知名科技记者卡拉·斯威舍在《纽约时报》上发布了一篇文章:《TikTok 太棒了,但我还是不想在手机上看到它》,她说,TikTok 现在是最好的社交媒体平台之一,但“有充分的理由对这家中国公司保持怀疑”。她承认没有TikTok作恶的证据,也承认许多美国科技公司正在偷数据,怀疑TikTok仅仅“因为TikTok属于一家中国公司。”
7月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记者会上表示,“华为唯一的错,就是它是中国的。
对美国充满溢美之词的张一鸣可能没有想到,TikTok成了美国政治家的噩梦;把美国作为学习对象的任正非可能早就未雨绸缪,因为他知道美国这样的老师,迟早会狙击华为这个学生。
中国的知识分子,往往都非常反感中国特色的集权,这也是很多优秀的人愿意定居海外,一部分人蜕变成了逢中必反的“公知”的原因。的确,集权往往会伤害和限制个体的自由。很多知识分子却没有意识到,在全球存在一种美国例外的霸权。美国影响这个世界的,不仅仅是民主、自由这样的普世价值,还有以美国强大的军事、科技、金融为基础的超级霸权。在这样的霸权之下,华为和TikTok不仅仅没有自证清白的机会,甚至没有自证清白的权利。
美国的长臂管辖,不仅仅可以让一个国家、一家公司,不能和美国做生意,也可以逼迫全球的主权国家和经济实体都不能与你做生意,今天华为就面临这样的霸凌。他可以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指控华为会威胁国家安全,却不需要为自己已经被证实的全球范围监控其他国民和政治家的行为作出任何解释。
在史铁生的《务虚笔记》中,曾经多次描述过一个可怕的孩子。“我牢牢地记住一个可怕的孩子。我至今没有弄懂,为什么所有的孩子都怕他,都恭维他,都对他唯命是从。”而所有的孩子都怕他的原因,就在于“他不跟谁好谁就要孤立,他不跟谁好所有的孩子就都不跟谁好。他的才能在于,他准确地感觉到了孩子们之间的强弱差别,因而把他们的位置编排得恰如其分,令人折服。”以至于到成年的史铁生仍有时战战兢兢地想,“那个可怕的孩子和那种可怕的才能,非是上帝必要的一种没计不可。否则怎么会呢?他是个天才。不错,那也是天才。”
我在今天的特朗普和美国身上,看到了这个孩子的影子。张一鸣曾经的老板,美团的创始人王兴,应该也看到了这个孩子的影子。7月28日,喜欢在饭否上吐槽的王兴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我曾经因为印度至今有种姓制度的残留而觉得匪夷所思,直到我意识到美国设计的国际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一个放大版的种姓制度:哪些国家掌控意识形态定义正邪,哪些国家有权参与掌握武力,哪些国家从事生产制造,哪些国家输出资源,哪些国家是“不可接触”的贱国……
今天,任正非和张一鸣的“美国梦”遭受到了巨大的阻力,但是中国人的美国梦却并没有停止,中国人的全球化才刚刚开始。因为越来越的中国人开始看清这个世界的本质,有了王兴这样的觉悟,同时依然保持着任正非一样的理性。
面对美国的狙击,任正非依然在呼吁:
我们公司总体是崇美的,因为我们大量的学习了美国文化,到今天仍然是这样崇拜美国,没有改变,不因为美国打我,我就不爱美国了。
我们家人现在还在用苹果手机,苹果的生态很好,家人出国我还送他们苹果电脑,不能狭隘地认为爱华为就爱华为手机。

我们和美国科技上的差距还很大,美国在科技上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中国应该拥抱这个世界;中国要踏踏实实在数学、物理、化学、神经学、脑科学…各方面努力去改变;千万不要煽动民粹主义情绪;国家未来的前途在开放。

只要中国人能保持这份科学和理性,中国全球化的路就会越走越宽,最终理性一定会战胜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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