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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所学校不军训,组团暴走小半个中国……郭德纲讲过这个故事!

作者:库叔说

本文转载自:瞭望智库(ID:zhczyj)

最近,学校陆续开学了,很多同学都想起被军训支配的恐惧。今年,基于疫情防控的需要,很多学校不再进行军训,但不妨碍我们去回顾军训的意义和趣事。

今天,库叔分享80多年前一所高校的特殊“军训”。

1938年,一所特别的大学在战争的炮火中开学,其学生分三路赶往遥远的学校。其中一支近300人的大学新生及教师队伍,跨越湘、黔、滇三省,翻过雪峰山、武陵山、苗岭、乌蒙山等崇山峻岭,最终抵达学校。

他们这场特殊又艰苦的“军训”历时68天、行程3200里,锻炼了学生的体魄,磨炼了学生的意志,还顺路完成了不少调研与实验,也被称为“文军长征”。

而他们前往的学校,正是大名鼎鼎的西南联大。

1

群星璀璨


民国时有那么多大学,为什么只有西南联大那么出名呢?原因如下:

一是前身很牛。清华、北大和南开大学三所高校合并而成的学校,这还了得!

这所学校不军训,组团暴走小半个中国......郭德纲讲过这个故事!

西南联大是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合并而成的学校。图|图虫创意

二是师资力量强大。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三位校长共同担任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主席。

负责主持实际校务的,是最年轻、资历最低的梅校长。这位梅校长,生性沉静寡言、遇事谨慎,他的学生曾作打油诗打趣他:“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

虽然梅校长不轻易发言,但他只要一发言,就让别人没话说。

他曾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就是说,大学好不好,不在于学校里的楼高不高,而在于学校里有没有大师。实际上,西南联大的教师名单足以“碾压”中国现代史上所有高校。

以文学系来说,教师名单上有朱自清——《背影》的作者,这篇散文大家都在中学课本里读过,影响力之大,到今天还有坏小子们在网上互相开玩笑:“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

有沈从文——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耀眼的明星之一。

有刘文典——他自称全中国懂《庄子》的人有两个半,一个是庄子本人,一个是他自己,他还看不上沈从文。

有吴宓——中国比较文学第一人,研究红学的大家。

甚至还有《围城》的作者钱钟书,他曾在联大教过半年学。

以外文系来说,老师有叶公超——人称民国才子,风度翩翩,脾气耿直,世人都说“文写叶公超,武写孙立人”。

有英国诗人燕卜荪——他在联大时,凭记忆打出莎士比亚的《奥赛罗》全文,油印之后,让学生们阅读。

以历史系来说,有大名鼎鼎的钱穆——大思想家、教育家、历史学家,当之无愧的一代宗师。

有陈寅恪——他的父亲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他本人则与钱穆并列“史学四大家”。

【注:“清末四公子”为:谭嗣同、陈三立、吴保初、丁惠康;“史学四大家”为:吕思勉、陈垣、陈寅恪、钱穆。】

有傅斯年——他的祖上傅以渐是清朝第一任状元,父亲是光绪二十年(1894)的举人,他本人和胡适一样,是个“誉满天下,谤满天下”的复杂人物。

有吴晗——他是现代明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写过《海瑞罢官》。

以哲学系来说,有冯友兰——他用英文写作的《中国哲学史》,到今天依然是一部大作。

有金岳霖——著名逻辑学家,一辈子爱才女林徽因,人家结婚了,新郎不是他,便搬到她家隔壁住。

还有沈有鼎——他在清华读哲学时是该系唯一的学生,这个系唯一的老师是金岳霖,两人专攻逻辑学,可以说,中国的逻辑学,差不多就是这师生二人建立起来的。

金岳霖对爱徒的直爽性情非常包容。

据说在一次逻辑学研究会上,有人提起哥德尔工作的重要,金岳霖便说要买一本书看看,沈有鼎对金先生说:“老实说,你不懂的。”金先生闻言,“哦哦”了两声,说:“那就算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科院哲社部成立逻辑所,金先生与沈有鼎都在这里工作。20世纪60年代精简机构时,所长去找沈有鼎。上午去了,他在睡觉,下午去了,他仍在睡觉,所长就说了,这样的人留他干什么?一天到晚净睡觉,把他精简下去吧。金岳霖赶紧拦住,这不行这不行,离了谁都可以,沈是不能动的,这才把沈留了下来。

这所学校不军训,组团暴走小半个中国......郭德纲讲过这个故事!

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图|图虫创意

说完老师,再说说在联大毕业的学生名单:

西南联大办学8年,3882名学生由此毕业,其中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

在这些学生中,有享誉世界的物理学家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李政道、号称“两弹元勋”的邓稼先、“中国科技众帅之帅”的朱光亚、散文大家汪曾祺……大师培育大师,造就了一所群星闪耀的大学。

2

炮火中诞生


西南联大始建于抗战时期。

华北事变后,北京、天津的局势日益紧急。1935年7月,日军进驻天津,并向南开大学开炮。同年冬天,清华大学开始秘密将图书、仪器等教学用品运出北京。1937年7月,南开大学再次遭到日机轰炸,大部分校舍被焚毁。这一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分别授函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和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指定三人分任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三校在长沙合并组成长沙临时大学。

这所学校不军训,组团暴走小半个中国......郭德纲讲过这个故事!

位于昆明市五华区一二一大街298号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馆。图|图虫创意

1937年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正式开课,但没过多久,战火就烧到了内陆。偌大的湖南,竟然摆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梅贻琦经过一番苦心谋划,多方斡旋,最终选定了西南边陲昆明作为新校校址。国民政府对于这次迁校也很重视,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派出人手护送,云南省主席龙云负责接应。

抗战时期,想要从长沙南下到昆明,一共有三条路线:

第一条是乘火车,经粤汉铁路到我国的广州,坐船到我国的香港,进入越南,再到我国的云南。

第二条是乘汽车,沿湘桂公路,也要绕道越南,进入我国的云南。

最后一条,要靠步行横穿湖南、贵州,进入云南。这是最耗时、最辛苦,但也最省钱的路线。

1938年2月中旬,长沙临大开始集体向昆明迁徙。为保障师生安全,学校决定:女同学和体弱男同学由粤汉铁路到广州经香港入滇;也有部分同学选择了乘汽车沿湘桂公路到桂林,经柳州、南宁入滇;最后,288名体格强健的男同学组织了步行团,准备步行横穿湖南、贵州、云南三省去上学。

师出必得有名,大家为这个步行团取了个名字“湘黔滇旅行团”,湘是湖南,黔是贵州,滇是云南,“湘黔滇”谐音“向前颠”,听起来仿佛妙趣横生。“旅行团”三个字似乎也给这次迁校带上了一丝轻松的度假感觉,其实这支队伍一路上风餐露宿,学生们都吃了不少苦头。

但是,这一走,也走出了世界教育史上一段壮举美谈。后来西南联大的校歌《满江红》中,就浓墨重彩地写到了这段旅程: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 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至于校歌,作为委员会主席的冯友兰先生写下一首现代诗体的歌词: 

西山苍苍,滇水茫茫。 

这已不是渤海太行,这已不是衡岳潇湘。 

同学们,莫忘记失掉的家乡,莫辜负伟大的时代,莫耽误宝贵的辰光。 

赶紧学习,赶紧准备,抗战建国,都要我们担当,都要我们担当。

同学们,要利用宝贵的时光,要创造伟大的时代,要恢复失掉的家乡。

3

学霸启程


1938年2月19日,联大师生在长沙韭菜园的圣经学院召开誓师大会。“旅行团”对全体学生实行军事化管理,统一穿土黄色军服,绑裹腿,穿草鞋,随身背干粮袋、水壶和油布伞一把,每个人只能打包带八公斤行李,行李由卡车运送。

为防止流行病发生,全体团员都注射了防疫针。“旅行团”团长是黄师岳,由湖南省主席张治中亲自委任。另有十一名教师同行,组成辅导团。“湘黔滇旅行团”指定了三名同学作为日记参谋,全面记录活动。随团还配有炊事员和大夫,两辆卡车运送行李。

一切就绪,接下来要做的,就是鼓舞士气了。

团长黄师岳已是半百年纪,军姿整肃,他很懂这帮娃娃的心理,一上来就将此次征途比作张骞通西域、玄奘西游、郑和下西洋……学生们听了,果然精神大振。

闻一多先生用他的文人情怀,给这趟征途的意义加盖了一个金边:“火车我坐过了,轮船我也坐过了,但对于中国的认识其实很肤浅。今天我要用我的脚板,去抚摸祖先经历的沧桑。国难当头,我们这些掉书袋的人,应该重新认识中国了!”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学生们的双脚很快走出了水泡。第一天,20多公里行程;第二天,30多公里……要知道,这些学生穿的不是跑鞋、登山鞋,是草鞋呀!黄师岳团长还派教官来教学生怎么挑水泡。

后来走着走着,大家脚底板都走硬了,再没有人起水泡了。

有学生的地方就有学霸。

“湘黔滇旅行团”的学霸主要分两类:一类是走到哪里都埋头学习。

“旅行团”中一个叫查良铮的学生,是武侠小说家金庸的堂兄,笔名叫穆旦,后来被誉为现代诗歌第一人。临行前,他买了一本英文小字典,边走边背,背一页撕一页,到昆明时,字典没了,单词全吃在肚子里了。

另一类学霸则趁机来了一次乡野调查,做社会学、民俗学和文学调查。

其中最有名的,是哲学心理教育学系的学生刘兆吉组织的一个诗歌采风小组,沿途采集到两千多首民谣。在老师闻一多先生的指导下,诗歌采风小组精选了七百七十一首民谣,编成《西南采风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本书后来被学术界誉为“现代诗经三百篇”。其中不乏直抒胸臆、体现民间生活疾苦的佳句,比如: 

天上星多月不明,

地上坑多路不平,

河中鱼多搅浊水,

世上官多不太平。

还有一些学生,不是学霸而是吃货。

整个步行团分成两个大队,每个大队有一百来人。大队下再分几个小分队,每个小分队有十来个人。在每个小分队里,所有人同吃、同住、同睡、同走路。步行日子久了,队伍也越拉越长,有时首尾相差十余里。

为了照顾掉队的同学,每个小队的炊事员、后勤人员下午五点就开始买菜、搭锅烧水,准备晚餐了。给同学们准备的饭菜都是一锅煮好的,直接摆在地上,大家围成一圈,站着吃饭。先到者可以先吃,但伙食有限,每人只能吃属于自己的那一碗。晚上九点以后,队长清点饭碗,只要饭碗都空了,就说明人数齐全了。

后来有同学回忆起这次步行,认为当时伙食其实还不错,远胜于后来联大食堂提供的饭菜。这些学生长途迁徙,三省的官民都很给面子。走到贵州时,地保沿街敲锣,说:“乡民们注意了,今天联大的老师同学们要从这儿路过,今天集市不许涨价。”于是同学们能买到很多当地物美价廉的土特产,荤的有鸡蛋,素的有木耳,都是当地很有名的土产。

路过平彝县(今富源县),县长杀了几头猪招待师生。事后,黄师岳听说招待费用是县长按照每家一元的标准收上来的,很是生气,给了县长三百元,要他把钱退还给百姓。

经过贵阳时,贵阳的清华同学会给步行团开了一个欢迎会,送了大家一些当地特产:松子。大家都很高兴,一路走一路嗑松子,没过多久同学们发现嘴里发苦,携带的水不够喝。后来才知道,松子含的脂肪多,会大量消耗水分。

4

磨炼心志


这些都还是小事,真正的困难还在后面。

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在这次中国教育史上有名的“长征”中,学生们既苦且劳,也没少挨饿,最后也确实挑起了建设新中国的重任。

学校配了统一的卡车运送行李,学生们每天专心赶路即可。

每天五更,鸡一叫,大家就起床赶路,司机将烧饭的炊具和学生们的行李都装车运走,赶在学生前开到下一个落脚点,帮学生们安排住处,购买食材,烧饭做菜。学生们赶到,便可以舒舒服服地吃饭、休息,待学生们都睡了,司机等后勤人员才能休息。

这套后勤制度主要参考了当时军队后勤的管理方式,队伍开拔前,就提前规划好第二天的行程和住宿地点,让学生们心里有数。

这么看来,似乎长途跋涉就像春游一样轻松。其实参加过步行团的人都知道,这趟旅行全程不设休息日,无论阴晴雨雪,哪怕狂风怒吼,大雨倾盆,队伍都不会停下,五更一到,大家照旧出门赶路。这也含有让学生们磨炼心志的用意。

大部分时候,学生们是借住老乡的房子。在湖南境内,沿途百姓相对富庶,找当地的农户借住一宿,也不算太难,待队伍进入贵州,住宿条件好坏就看运气了。

有时找不到房子住,就找个庙,200多个小伙子在庙里凑合睡一晚上,有时连庙也找不到,就找乡下停棺材的空地,大家往棺材旁一躺,和死人睡一晚。因为行路太疲惫了,大家也不觉得恐惧,铺一点儿茅草躺下,就觉得是人间天堂了。有的时候,连停棺材的空地都找不到,大家就睡在老乡家的猪圈旁。

沿途居民都收到过政府发布的公告,对路过的学生都尽自己所能地提供帮助,队伍到达贵州省平彝县时,县里小学停课一天,腾出教室给“旅行团”的师生们住宿,地方官员还带着县里小学的孩子们夹道欢迎步行团。

当然,也有意外发生。

步行团途经贵州的盘江时,江上铁索桥断了,好在有惊无险,没有造成伤亡。全团人只好排队坐小木船过江,但是船小人多,水流湍急,行动极其不便,很多学生人过了江,但是行李迟迟过不来。

步行团炊粮已断,安南县城街上只有烘红薯可以充饥,找不到合适的房屋供“旅行团”夜宿,县长一筹莫展,只得把饥寒交迫的学生们带到安南县政府,大家在大堂内坐了一夜。为防万一,县长和衙役们也没敢走,和学生们同在大堂内坐了一夜。

5

言传身教


随同学们一起步行的有十一位老师,其中包括著名的爱国诗人、联大中文系教授闻一多先生。行军途中,闻先生一直蓄着胡子,多长都不刮,他说,一天不把日本人打出去,他便一天不刮胡子。

路过盘江的时候,闻一多也不吃不喝地陪学生们在县政府坐了一夜,为防意外,闻先生整夜不敢安眠,直到第二天曾昭抡送来几块米花糖,闻先生才休息了一会儿,吃了一点儿东西。

曾昭抡是联大化学系教授,其曾祖父曾国潢是曾国藩的胞弟,虽然出身世家,但他一贯醉心科学,不修边幅。

学生蔡孝敏说:“曾先生有两事令人难忘,其一为在途中,完全沿公路行走,即走汽车之路线,绝不抄近路,颇有曾文正公脚踏实地,实干苦干遗风。犹忆步行至黔西‘二十四盘’时,所有团员均走小路,由上而下,瞬息即达。而曾先生以不变应万变,仍沿公路,循车行轨迹而下,用时多达十数倍。其二为每到中途休息或营地留宿,如时间许可,曾教授必自其背包中取出防毒面具戴在头上,向当地民众讲解防毒防空常识。

学生高小文也回忆说:“曾老师行程中可说是最不修边幅的了。身上那件长衫固是‘破绽百出’,就是纽襻也很少纽准,于是衣襟不是有时前短后长,便是有时前长后短。鞋、袜也破得难以蔽足。腋下夹着一把油纸伞,手拎一小瓶墨水,小憩时从干粮袋中取出日记本和一支蘸水钢笔,缓缓拧开墨水瓶盖,蘸着墨水写上一阵。这就是一位当时在国内外业已成名的我国教授。”

为什么曾昭抡只走公路不走小路呢?

其实这是他多年来养成的习惯,目的是为了亲自测量里程。曾昭抡是一个事必躬亲的人,对公路里程碑的记录不完全放心,只要有条件,必定要亲自验证一下。他后来出版的《西康日记》《大凉山夷区考察记》等著作中详尽地介绍了全程所到站点的日期,以及各站间的里程,这都是他一步一步测量出来的结果。

曾昭抡热心教育,平易近人。在玉屏县,他应邀给小学生做演讲;到了镇远师范学校,校长邀请他上台讲国防工业问题,谈及枪炮制造、原料供给、人才培养等等。

此外,教生物的李继侗、吴征镒先生,一路也带领学生采集了许多动植物标本;地质学家袁复礼十分忙碌,几乎一路都在不停地敲石头,向学生讲述地质地貌,并要求学生每天写日记。

西南联大能够创造中国高等教育的奇迹,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拥有这样一支优质的教师队伍,闻一多、曾昭抡、李继侗、吴征镒、袁复礼等诸位先生,理性、沉稳、宽容,同时又刚毅、坚韧、独立,他们的人格魅力和学识魅力,为学生们树立了优秀的榜样。三千里路,日夜熏陶,老师们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给学生们上了一堂最特别的课程。

6

圆满抵达


出发第十天,“旅行团”到了桃源县,桃源县有著名的“桃花源”景点,当时正是早春时节,大家兴致勃勃,赏玩美景,且歌且行。

由桃源县到沅陵县的路上,黄师岳团长集合学生训话,要求大家行军要队伍整齐,不要掉队。因为此地时常有土匪出没,当初校方为了便于军事管理,给学生们统一穿了军装,这本是为了保护学生的安全,殊不知在此地,军装很可能起到副作用,被土匪误会成国军。为保障学生的安全,黄师岳还给土匪头目写了信,希望对方是愿意讲面子的。

 

根据学生回忆,由桃源到沅陵这一路上的氛围十分恐怖,路边的矮旧木屋子全紧关着大门,屋檐下挂满了一层层的蛛网。偶尔有一两声狗叫,似乎也比平常凄惨。

当地保安队送了学生们一程,队伍走到沅陵县的时候,忽然天降大雪,大雪让团员们破例停了几天,因为当地好心人劝告学生们:千万别在雪天赶路。下雪无车,如果步行,恐怕土匪会误认团员是军队过境,前来袭击夺枪。全团师生都吓了一大跳,后来还是黄师岳设法联系到卡车,把全团人装了进去,这才敢上路。

除了“走了吃,吃了睡,睡了走”这么单调苦劳的行程,“旅行团”也不是完全没有乐事。导火索是抗战以来最振奋人心的台儿庄大捷。

1938年4月13日晚,为庆祝台儿庄大捷,师生们在安南县举行了游行大会。游行的人唱着救亡歌曲,惊动了整座小县城。衙门里的警察、公务员都加入进来了。这是苦旅中唯一的欢乐机会,学生在日记中写道:“我的布鞋和袜子全湿了,精神上却异常快乐。”

1938年4月28日,“湘黔滇旅行团”一早离开大板桥,步行二十里,来到距昆明4公里处的贤园,准备归校。很多同学已经开始怀念这趟艰苦的行程。这场旅行历时68天,3200里路,近300人,跨越湘、黔、滇三省,翻过雪峰山、武陵山、苗岭、乌蒙山等崇山峻岭,这样的“文军长征”,确实值得骄傲。

午后,全团整装出发,仅用半个时辰便抵达昆明城下,由东门入城,在拓东路受到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大校长蒋梦麟和其他几位负责人的欢迎,在热烈的气氛中,有人用一首爱尔兰民歌的曲调填上词,向师生们祝贺。

“旅行团”队伍沿着石板街道,从滇越铁路车站大门进入绿荫掩映的金碧路,过金马坊、碧鸡坊,进入正义路到近日楼,最后,在圆通寺集中,梅贻琦致欢迎词,全体点名后,黄师岳将全团花名册交给梅贻琦,全团师生在雨中合影纪念。至此,北大等三校南迁昆明画上圆满的句号。

5月2日,全团在昆明大观公园举行答谢会,欢送“旅行团”团长黄师岳。这位年届半百的军官,一路和学生们一起风餐露宿,尽心尽职地打点行程中的一切难题。联大官方为表谢意,赠黄师岳金表一块、大洋五百元。黄将军原封不动,完璧归赵,并致函表示:“虽云跋涉辛苦,为民族国家服务,与数百青年同行三千里,自觉精神上痛快与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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