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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芯泡沫启示录

造芯泡沫启示录

作者:杨健楷 
本文转载自:远川科技评论(ID:kechuangych)

 
 
最近,半导体项目“武汉弘芯”居然烂尾了,业内震惊,一片哗然。这可不是小项目,三年前成立之初,它可是“全村的希望”:
它财大气粗:规划总投资额高达1200多亿,政府先期投入150多亿元;它精兵强将:技术牵头人是来自台积电的蒋尚义,被中国台湾半导体圈尊称为“蒋爸”,曾率队赢得了IBM之间的铜制程对决,是张忠谋的左膀右臂;它武器精良:进场设备是传说中“国内唯一能生产7纳米的核心设备ASML高端光刻机”。
但,它还是烂尾了。工厂建设都没完成,更别提技术推进。只留下了一个烂摊子:政府投资回收困难、银行贷款坏账必然、农民工久久领不到工资。而当时攒局、承诺为项目找投资,曾经卖过酒、搞过药的斜杠商人,依然还在济南周边晃荡。
然而,弘芯工程的荒唐结局,并不是孤例。
2015年,南京德科码半导体项目成立,号称投资30亿美金,在南京、淮安、宁波三市落地,但今年7月份,公司宣布破产;大股东就是动动嘴皮子,几乎没出什么钱。
2017年,成都格芯启动,投资规模号称100亿美元。结果只是买了一些新加坡厂2010年的设备,最终多方谈判未果,项目遗憾宣布裁员、停运。
2010年,长沙创芯项目启动,没几年就烂尾了。2016年有投资方接管,但今年年初再度烂尾,土地房屋资产在淘宝上被法拍。
这失败的一幕幕,不禁令人想起一位编剧的话,“怀念煤老板的日子”,至少他们真的出钱,而且不瞎指挥。
但,造芯浪潮并不都是充满失败。尽管仍有不足、需要提升,但长江存储的固态硬盘、合肥长鑫的内存条都被消费者称赞不断,而广州粤芯的12英寸晶圆也在产能爬坡中。
一成一败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显然,同一个时代、同一片土地,地方造芯工程已经不缺“天时、地利”,而不同的正是“人和”。要实现人和,却又必须“同时”具备“三大支柱”。
 
造芯泡沫启示录
 
造芯工程的第一大支柱,便是“企业家”式的地方政府。要理解这一点,就需要从张五常提出的“县域竞争”来谈。
张五常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每一个县政府,就是一个微缩版的企业。地方长官的快速晋升,取决于经济增长的成效与质量。在强烈的政绩指标驱动下,不同地方政府之间会相互竞争,殷勤而热心地招徕企业,同时,地方长官对于经济事务越发专业娴熟。
“县域竞争”理论高度解释了造芯所需要的产业环境。
从国家意志、省部意愿到中层执行,只有“上下同欲”,造芯工程的土壤才能被培育出来。而造芯又是一个极其综合的工程,从最基础的纯净水供应,土地环评与规划,在地高校、研究机构的人才培养,到市场环境的发酵等等各环节,都非常受制于所在地官员的素质,需要通力合作。
比如广州粤芯,深处改革开放的高地,宏观方面的营商环境自不待言。而合肥长鑫所在的合肥市,在营商环境上并不输于长三角、珠三角的高效与专业。
在珠三角的电子展会上,合肥市招商官员的身影随处可见。而合肥市也经历了家电、面板、芯片三波高科技制造业的锻造后,成为举国公认的“风投”式地方政府,并形成了“地方经济→产业集群→二级市场”的“合肥模式”。
其实,合肥的玩法并不算新鲜,地方政府的成功秘诀也早已遍知,但为什么很难再出一个合肥?
原因是在三波产业升级中,合肥市历练了一批极为专业的经济、技术官员,他们各有职司,对于高技术产业的理解、掌握与寻找的经验,在官僚系统中沉淀下来,形成了地方政府的肌肉记忆。
不仅如此,合肥市实际上遵循了由产业下游往上游的跃迁规律,每一步都需要十年作为一个周期才能稳固。无论是京东方的屏幕产能,晶合的面板驱动芯片,还是长鑫的存储芯片,虽然看上去是合肥市府主动出击,但其实都依赖于上游足够的海量需求,而这些需求均为市场自发,并不是政府硬拗能拗得出来的。
武汉造芯也有技术官僚的引导,比如唐良智,毕业于华中科大半导体专业,对技术、行业也非常熟悉。但同在武汉,为何既有成功的长江存储,却又有烂尾的武汉弘芯?同在南京,为何有台积电厂的投产、又有德科的破产?
因为地方政府的高素质,只是造芯工程落地的第一条要求。要完成成功,还需要落实剩余两大支柱,“作战部队”和“作战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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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中,既需要顶级“王牌”人物,成为部队的核心灵魂;又需要成建制的“老兵”组成军团。否则,便是光杆司令一个,难以发挥其威力。这点对于芯片产业更是如此。
芯片生产中,既有高精尖的技术环节、需要“王牌”人物实现突破;又有复杂的工艺环节,需要数万人同时紧密分工协作。而在落后追赶时期,更需要如此。比如当年台积电大战三星时,如果没有“十万青年十万肝”的三班倒,仅靠几个蒋尚义等王牌人物,也无济于事。
而对于中国芯片而言,20年前,需要的是“王牌精兵”,像张汝京、张忠谋这样的领军人物。但如今,最需要的莫过于能打的“老兵”,无“老兵”,不成军。唯有大量技术过硬、品质可靠的中层干部,以实现对年轻一代的传帮带,才能扎实提高整体战斗力。
而目前推进至量产节点的三大造芯工程,无一不是“王牌+老兵”的组合,久经国内市场战阵的洗礼。
长江存储的高启全被誉为台湾DRAM之父;而CEO杨士宁,则是中芯国际的创业元老,曾为张汝京麾下宿将。2011年,中芯国际接管武汉新芯,国内芯片制造业的黄埔军校,就此在武汉开了分校,一批中芯的老兵在武汉生根发芽。
杨士宁的下属程卫华,便是这批中芯来汉的典型“老兵”。程卫华从浙大毕业后即加入华晶,参与了908工程,留学新加坡后于中芯创业期加盟,深为张汝京看重。当杨士宁来武汉后,程卫华也跟随而来,作为长江存储联席首席技术官、负责技术研发团队工作。
合肥长鑫则经历了两任CEO接力。前任王宁国先后就任于华虹、中芯,回国效力已十多年。现任朱一明是典型的“清华帮”创业,从外资瞧不上眼的利基市场一路拼杀出来,带领一支市场经验极为丰富的团队成就了兆易创新。
长存与长鑫都有着结构长期稳定、奋战在一线的“老兵”。十年的艰难创业,足以形成牢固的战友情谊,并筛选出一批最具战斗力的将才。而粤芯的团队组建时间虽然不长,但其总裁陈卫曾为华虹副总裁,团队多元化、也有多位“老兵”。
在三大造芯项目的官网和官微上,都能看到规模盛大的校园招聘与新人破冰活动。在今年7月1日培训营上,长鑫的领导鼓励新人们:选择长鑫,是选择了伟大的集成电路事业。
在当前环境下、在科技趋势下,半导体确实是伟大的事业。也更需要“王牌”与“老兵”的双剑合璧,培养出能力过硬、可堪大用的人才梯队,以继承、传承芯片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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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的造芯工程中,广受诟病的几乎都是技术;而与之相伴的,则是或畸形或残缺的市场。比如成都格芯与福建晋华,两大项目都是工厂已经落定,却因为技术问题而抱憾。
根据集微网的报道,成都市政府不乐意于外资方格罗方德以旧设备作价入股,所以谈判失败、成都格芯告停。而福建晋华的合作伙伴台联电,因为追赶台积电的愿望过于迫切,也早就被产业认为其屡屡游走在技术诉讼的边缘。
自己没有技术,企图依赖他人的拿来主义,是不可取的。
而又不得不承认的是,在大多数高科技领域,中国作为一个后发追赶国家,“自主创新”极为艰难。因此,大多情况下,许多领域都遵循着一条“引进、消化、再创新”的技术路线。而关键点则在于“如何获得技术”。
而长江存储和合肥长鑫的技术突破,都是独辟蹊径,却又完全合规,实现了与国际大厂在舞台上一竞高低。
比如合肥长鑫,就通过购买早已破产数十年的奇梦达资产,完美地避开了专利陷阱;这个专利包足足有一千多万份有关DRAM的技术文件及2.8TB数据。当在2019年宣布技术来源时,市场既震惊又质疑。震惊的是,合肥长鑫居然钻进了丢弃数十年的“矿山”,质疑的是,这里是否还能挖出矿来。
然而,几个月后,合肥长鑫19nm的存储芯片量产,彻底打破了质疑。
而长江存储为了避免一直在背后追赶吃土的困境,采用了两招:一方面通过自主开发了Xtacking架构,缩小了技术差距;另一方面跨出了两大步:制造上,跳过32层,直接量产64层;设计上,跳过96层,直接设计128层。如今,长江存储的64层产品已经量产。
长江存储前执行董事长高启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进入紫光后即主张,一定要花时间把技术稳健扎根、布局缜密专利,然后才有计划地逐步扩产,千万不能急。而长江存储的研发设计团队也分布广泛,在硅谷有一个、上海有一个,有国外的人才力量,也有中科院同仁。
长存、长鑫造芯工程的技术突破战略,就像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的“子午谷奇谋”
成功的关键不在于这一策略有多么意想不到,而在于我方的后勤、中军与前线部队是否准备充足。基于长远的战略考虑,不管是奇梦达的德国工程师,还是日韩的退休老者,都应该是我方的战斗人员。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中国的造芯工程才可在技术上用奇致胜。
粤芯走的则是市场成熟的技术路线。早在项目签约之时,粤芯绑定了高云半导体、联芸科技、晟矽微等十几个芯片设计公司,并对这些公司的未来营收做出测算。可以说,粤芯项目的设立是从一开始就算好账,做好排列组合的。
而与技术用奇配合的,是在市场路线上用正,与合作伙伴共存共荣。
芯片从起点的制造研发、到最后应用于整机,是一条漫长的链路。长存与长鑫团结了行业上下游的主要参与者,包括存储控制器厂、模组厂、代工厂、消费电子品牌商等等。共同发力,做强国产芯片技术、做大国产芯片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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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以来的造芯热潮,其实是第三次了。
第一次是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引进了数十条芯片产线,因为对软件、工程等两眼一抹黑,这些产线几乎全部失败。无锡的742厂,即后来的华晶,是这轮造芯热中唯一的成功者,也由此先后承担了国家的“531”、“908”工程。
第二次出现于世纪之交。但所有的官方IDM项目,要么退出历史舞台,要么被迫转型。华晶几经波折引进技术,不堪贷款利息之重,转型代工。北京声势浩大的首钢NEC项目,则因为日本存储巨头在国际市场上需求锐减,最终失败。上海华虹也同样受到波及,艰难转型。
过程虽然痛苦,但经历了两轮造芯热潮的洗礼,还是沉淀了不少成果。比如“风投之王”合肥市政府,比如在中芯、兆易等公司几经摔打的国际化团队、再比如敢于介入、真正在做芯片的跨领域民营资本。
不可否认,在各地造芯热潮中,确实有一些沉渣间歇性地泛起,甚至让人生怕2003年的“汉芯”事件重演。确实,历史的进步从来是螺旋上升的,有多少夺人眼球的成功,就有多少令人心酸的落寞。
中国的造芯之路,道阻且长。而需要齐聚的“地方政府、作战队伍、作战战略”等三大人和支柱,却也并非易事。在成功、失败之间,在地方造芯热的分水岭,妄图再复制一个合肥是不可取的,但其中的经验却值得反复品味:
在每一波周期中,不盲目跟风大炼钢铁,而是顺势而为;发挥政府的主动、却又厘清政府的边界;重视王牌领军人物、却更在意人才环境建设;撬动市场的杠杆、却有尊重市场规律。唯有此,无论芯片、还是其他,才不会那么容易成为刹那花火的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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