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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南克回忆录充分肯定了中国四万亿政策,如果中国想要延续经济成功,必须减少对出口的依赖

作者:伯南克

本文转载自:动态大参考(ID:dongtaidacankao)

来源:经济学家圈

伯南克回忆录充分肯定了中国四万亿政策,如果中国想要延续经济成功,必须减少对出口的依赖

本文节选自《行动的勇气——金融风暴及其余波回忆录》一书,最后结语部分内容

伯南克通过对金融危机的全面回复,实际上是肯定了危机期间采取果断措施的做法,读者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也可以体验到当时中国决策者推出四万亿的背景。中国四万亿当然存在诸多执行问题,但是整体而言推出是及时果断的,仔细阅读伯南克的书,对此体验就会越深。

我写完这本回忆录时,离开美联储已经一年多了。安娜和我仍然住在华盛顿。她为城市里的孩子们推出的那个教育项目进展得不错。我在没有提供咨询服务,或者没有参加会议时,就会待在布鲁金斯学会,我在做好几个项目。如同往常一样,我密切关注经济形势。当我读到关于政策的辩论时,我感到释然了一些,因为我知道其他人将会做出慎重的抉择,并为这个决策进行辩护。

耶伦很快进入了新角色,与我的卸任实现了无缝对接。斯坦利·费希尔的任命一如既往地被拖延了一段时间,令人沮丧,但最后还是得到了参议院的批准,并在2014年5月28日宣誓就职,出任美联储副主席,负责监督美联储在维护金融稳定方面做出的努力。莱尔·布雷纳德在6月16日成了美联储理事,杰伊·鲍威尔在同一天进行了第二任期的宣誓。同样在6月,费城联邦储备银行研究部门主管洛蕾塔·梅斯特尔接替桑德拉·皮亚纳尔托出任克里夫兰联邦储备银行行长。2014年秋季,曾经在2011年坚持投反对票的那三个人(查尔斯·普洛斯、理查德·费希尔和纳拉亚纳·柯薛拉柯塔)都宣布了退休计划。其中,普洛斯和费希尔已经在2015年3月退休了,而柯薛拉柯塔计划到2016年2月退休。特拉华大学校长帕特里克·哈克被选定为查尔斯·普洛斯的继任者。美联储理事和主席的任期长,而且交错排开,有助于确保重大政策的连续性。这也是美联储创立者们的一个初衷。

2014年,耶伦继续实施之前和我一起制定的政策。证券收购规模逐月减少,没有给经济造成剧烈的金融混乱与危害。当收购计划在2014年10月彻底结束时,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规模降低到了将近4.5万亿美元。虽然这个数字令人头晕目眩,但考虑到美国社会总产出价值超过了17万亿美元,因此,这个规模与其他主要工业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规模是非常类似的。

退出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的条件已经具备了,即就业市场前景已经出现了重大改善,这是毫无争议的。2012年8月,当我在杰克逊霍尔预示将要实行第三轮量化宽松时,失业率为8.1%。2014年10月,证券收购计划结束时,失业率已经下降到了5.7%。2014年新增就业机会高达300万个,是1999年以来年度增幅最大的一年。整体来看,从2010年到2014年,总共增加了将近1070万个工作机会。

美联储的证券收购计划和贷款计划为政府挣到了大量利润。2014年,美联储向美国财政部上缴了将近1000亿美元的盈利,开创了一个新纪录,从而使得从2009年到2014年这6年期间上缴的盈利总额达到了将近4700亿美元,是危机爆发前那6年(2001—2006)上缴盈利的3倍多,相当于为每一个美国人赚到了将近1500美元。

2015年初,短期利率依然维持在接近于零的极低水平,这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前几年的货币政策是一致的,但市场预期下半年将会开始加息。当然,加息的幅度和速度取决于经济形势的改善程度。2014年,尽管失业率下降,但工资增长缓慢,表明对劳动力的需求还没有超过供应。因此,美联储似乎还有继续保持宽松政策的空间,用宽松的货币政策进一步支持就业增长,也不用担心过高的通货膨胀。

2015年初,全球经济增长缓慢,加上美元走强,抑制了美国的出口,导致美国经济在第一季度整体放缓。不过,在美国,积极的经济迹象比比皆是。约占美国经济活动的三分之二的美国消费者支出也达到了多年来的最佳水平。家庭债务减少,利息支出减少,房屋价格上升,大多数退休账户也是一样。石油价格从2014年7月的每桶100美元急剧下降到2015年初的50美元,虽然给美国能源企业带来了一定的问题,但降低了汽油和取暖油的价格,因此,对于消费者而言,无异于大幅减税。调查显示消费者信心回升。房地产市场虽然仍旧疲软,但经济衰退结束以来的回暖速度显著加快。平均而言,联邦政府、州政府及地方政府的财政政策从“紧缩性”变为“中性”,既不支持经济增长,也不抑制经济增长。即使剔除持续下跌的能源和食品价格,通胀率仍然相当低,远低于美联储设定的2%的目标,而且依然有可能继续下降一段时间。全世界都知道,通胀率太低或太高同样糟糕,因此,美联储必须告诉外界,它要认真地推动通胀率接近于既定目标,这对于美联储的公信力非常重要。

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美国经济复苏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归功于货币政策,我们只能推测如果美联储没有采取这些政策,可能发生什么情况。但大多数的证据(包括世界多家央行以及其他机构开展的研究)都表明,量化宽松政策和加强政策沟通等非常规货币政策的确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并降低通缩风险。

我相信美联储的政策是有效的,一个原因就是根据其他工业国的经验来看,美国经济复苏情况看上去特别好。2014年底,美国商品和服务总产出超过2007年底的水平(即危机前的最高水平)8%以上。换句话讲,在长达7年的时间内(包括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那一段时间在内),经济总产出增长了8%多一点。这种结果虽然算不上太好,但比其他发达工业国好多了。2014年底,欧元区的经济总产出水平依然比危机前的最高水平低了大约1.5%,在欧元区经济产出总量中占比三分之一的德国,总产出比危机前的最高水平高出大约4%,欧元区其他经济体的表现更差。在欧元区之外,英国总产出比危机前的最高水平略多出3%,日本的总产出依然低于危机前的最高水平。

不同国家的经济复苏进度之所以存在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因于不同国家的劳动力增加速度的差异,但经济政策似乎也可以对这些差异做出一定的解释。虽然美国是2007—2009年那场金融危机的“震中”,但复苏也最强,因为美联储放宽货币政策的力度比其他央行大得多,而且尽管美国财政政策成为影响经济复苏的一股“逆风”,但这种阻碍作用比其他国家和地区小得多。2009年的银行压力测试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为这些压力测试在美国经济复苏初期就推动美国银行走上了一条更为健康的发展道路。

欧元区经济表现糟糕,包括通胀率远低于欧洲央行设定的目标,部分原因在于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紧缩性超出了经济形势的需要。市场也认为欧洲银行压力测试的结果不像美国压力测试结果那么可信。欧洲的政策选择反映了欧洲的特殊情况,包括希腊和其他国家的债务危机,以及欧元区的结构性缺陷(最重要的缺陷是各成员国之间缺乏协调的财政政策)。但错误的宏观经济分析也导致了欧洲的问题。我和盖特纳曾警告说德国及其盟友在欧元区内部过早、过猛地推动了财政紧缩政策,即便德国等近期没有遭遇财政问题的国家也实施了财政紧缩政策,同时,欧元区还抵制量化宽松等非传统的货币政策。虽然欧洲央行在马里奥·德拉吉的领导下最终实施大规模的量化宽松计划,但直到2015年初才投入实施,而美国和英国已经实施了将近6年之久。

由于没有经济增长,欧洲的失业率趋于恶化,与美国就业形势的差距令人惊讶。2009年,即金融危机快要结束时,美国和欧元区的失业率都是10%。但在2014年底,欧元区失业率已升至11.25%,而美国失业率却下降到了6%以下。此外,比美国更加严重的一个情况是,欧洲的失业者一直集中在年轻人群,导致年轻人无法通过工作经验发展自己的技能,而缺乏经验的低技能劳动力群体反过来又恶化了欧洲经济的长期增长前景。

英国和日本的经济复苏情况居于中间位置,虽不及美国好,也不比欧元区差。在英国,英国央行在默文·金和马克·卡尼的领导下,采取的货币政策类似于美联储的政策,有助于推动英国经济实现温和的复苏。英国经济的复苏情况之所以没有美国好,或许是因为卡梅伦领导的保守党政府实行了更为紧缩的财政政策,而且英国和欧元区国家的贸易联系更为密切。与其他工业国相比,日本金融业在这场危机中遭到的冲击较小,日本的经济复苏情况虽然好于欧洲,但在2007年到2015年这几年内,基本上处于零增长的状态。日本持续的通缩和可怜的基本面问题(如劳动力数量减少)有助于解释其令人失望的经济表现。然而,在首相安倍晋三和央行行长黑田东彦的领导下,日本在2013年采取了量化宽松等一系列扩张性的经济政策,考虑到日本经济体的体量,其量化宽松政策的力度不亚于美联储采取的量化宽松政策。到2015年,经济复苏的结果表明日本在对抗通缩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日本要想实现更全面的经济复苏,必须明确地终结通缩,改革保护既得利益、阻碍(服务业、建筑业和农业等)国内产业竞争的政府法规。

新兴市场经济体(包括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和墨西哥)现在约占世界经济产出总量的一半。它们之所以也受到了危机的冲击,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全球贸易的崩溃。自从危机爆发以来,这些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情况出现了很大差异,其中既有政策因素的影响,又有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是不是石油出口国)。以中国为例,中国从危机中恢复得相对较快,部分原因是中国在2009年实施了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现在又专注于推动长期性的经济改革。如果中国想要延续经济方面的成功,必须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内需的作用,面向国内民众生产商品和服务。中国还迫切需要净化环境,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金融监管,减少腐败。随着中国经济体变得日益成熟,人口老龄化程度提高,而且在技术方面逐渐赶上西方国家,中国经济增速将不再像前几十年那样快得令人心跳,而是会有所放缓,不过与其他发达经济体相比,仍然算是相当高了。

重要的一点是,在2013年缩减证券收购规模之后,美联储和其他几大央行的政策变化并没有给新兴市场的金融系统或经济造成什么压力,至少截至2015年初是这样的。正如我们预期的那样,随着美国经济的反弹,美国进口量也随之提高,这些新兴经济体反而从中受益。

在我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美联储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变得更加透明,更加注重维护金融稳定。与此同时,一些新因素妨碍美联储决策者采取有力的行动去保持金融稳定和支撑经济增长。我们无法预见或阻止这场危机,我们的一些反应,特别是我们救助美国国际集团和贝尔斯登的行动,给美联储造成了一定的政治创伤,为美联储的独立性造成了新的风险。

2014年的中期选举之后,共和党取得参众两院的控制权。议员们提出的三个议案令我感到格外忧虑。第一,来自肯塔基州的参议员兰德·保罗接手他父亲的事业,推动所谓的审计美联储法案,这样国会议员就可以下令国会下属的政府审计署去审计美联储,并评估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如果国会在危机结束几年后获得了这项权力,那么我们政策的反对者就可以把审计作为威胁美联储的工具,很多有助于经济增长的措施或将无法实行。

第二,2014年,众议院提出了一项议案,要求美联储决策者在制定利率时,遵守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翰·泰勒等人制定的利率公式,而不是依据自己的独立判断。这个要求与核查美联储的要求是殊途同归,即一些国会议员想要对货币政策施加更大程度的控制权。当然,制定广泛的货币政策目标,并让美联储负责实现这些目标,是国会的权力和职责所在,但要真正让美联储承担起这个职责,就必须给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提供足够的灵活空间,不要让其遭遇短期的政治压力。

第三个令我忧虑的提案是由路易斯安那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戴维·维特(属于保守派)和马萨诸塞州民主党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属于自由派)共同提出的,旨在针对美联储的紧急贷款机制施加新的限制。这些紧急贷款机制覆盖面非常广泛,对遏制危机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此之前,《多德–弗兰克法案》认为既然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有权解散经营失败的、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公司,很多权力就没必要继续行使了,因此,对美联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财政部对抗危机的能力施加了重大限制。然而,如果这一次再限制美联储推出覆盖面广的紧急贷款机制,限制美联储充当“最后贷款人”,那么一旦未来再次爆发危机,恐怕会造成极度严重的后果。

虽然美联储将继续保持民主与负责任的作风,但我希望美联储的透明度提高之后,将有助于其保持独立性。当前的美联储决策框架,既设定了2%的通胀目标,也承诺了在通胀目标与就业目标发生冲突时采取平衡之策。

美联储主席的新闻发布会、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对经济和利率的预测、美联储决策者在公开演讲中表现出的分歧,继续为国会、公众和市场提供丰富的信息,使其了解美联储的策略及其理由。央行神秘兮兮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今天,美联储不仅是世界上最透明的央行之一,也是华盛顿最透明的机构之一。

透明度对市场和货币政策非常重要,但它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其他方面。作为主席,我努力扩大与美国社会大众的沟通,比如,出现在《60分钟》之类的电视节目中,到大学举行一系列讲座以及离开华盛顿去会见来自各行各业的人。耶伦成长于布鲁克林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学术研究关注失业问题。她接替我之后,也注重与外界沟通。比如,在她的指示下,美联储新设立了一个由消费者权益保护专家和社区发展专家组成的新的顾问委员会,以便确保美联储理事会成员能够充分地了解美国公众的关切。

这场危机除了促使美联储更加透明之外,还促使它将维护金融稳定作为其核心使命的一个组成部分。维护稳定既需要注意金融体系的“树”,又需要注意金融体系的“森林”。在“树”的层面上,我们重新思考并加强了对银行的传统监管,使用强大的、新的监管工具,比如一年一度的大型银行压力测试。在“森林”的层面上,我们大大提高了对整个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关注程度。现在,虽然美联储对于影子银行和金融体系的其他组成部分并不负有首要监管职责,但美联储的工作人员仍然会对其开展定期监管与核查。与以往那种对金融机构开展逐一监管的方法相比,这个整体着眼的方法应该更有助于美联储及早识别金融体系的漏洞和风险。

在我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认知与货币政策实践发生了极大的改变。美联储和其他央行证明,即便在短期利率下降到接近于零的水平之后,货币政策仍然可以支撑经济增长。当经济恢复正常之后,我们创造的一系列非传统货币政策工具,包括大规模证券收购计划以及在货币政策路径方面加强与外界沟通,可能会逐步取消,因此,我预计短期利率的调整将再次成为货币政策的主要组成部分,而且随着美联储持有的证券逐渐到期,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规模也将逐渐萎缩。不过,如果今后有必要,我们之前创造出来的非传统政策工具仍然可以再度派上用场。

在2015年初,2010年通过的《多德–弗兰克法案》中规定的各项改革开始启动,关于第三版《巴塞尔协定》的国际谈判即将结束,协定内容即将全面实施。总体来看,这些新规则将打造一个更加安全的金融体系。然而,除非我们完全取消冒险行为,并愿意承担经济活力和经济增速下降的后果,否则,金融危机在未来就是不可避免的。在后危机时代,改革的首要目标不是完全消除金融危机,而是提高金融体系抵抗危机的能力。我们在后危机时代采取的改革举措包括提高对银行资本水平和流动性的要求(尤其是大银行);消除导致美国国际集团等大型金融机构事实上不受监管的漏洞;让衍生品交易变得更透明和更安全;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允许政府机构关闭经营失败的金融公司(前提是对金融体系造成的风险要比较小)。

然而,截至2015年初,美联储在监管方面仍然需要做很多工作。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与美联储合作,在安全关闭经营失败的、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方面,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最大的公司提交了“生前遗嘱”,描述了一旦它们濒临失败的边缘,如何才能安全地将其关闭。然而,在金融体系没有遭到显著危害的前提下关闭一个大型国际金融机构,将是一项非常复杂的任务。就关闭跨国金融公司而言,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去改善金融公司提交的“生前遗嘱”,并就关闭计划与外国官员进行协调。

短期融资的挤兑是这场金融危机如此严重的一个主要诱因。为了降低挤兑风险,监管机构要求银行持有更多易于销售的(即流动性强的)资产。此外,银行监管机构正在考虑差别化监管规则,即银行对于短期融资的依赖性越强,监管机构对其资本水平的要求就越高。然而,即便如此,短期融资遭遇挤兑的风险仍然无法彻底消除,尤其是那些不受新的流动性监管规则约束的非银行类金融机构,面临的挤兑风险更大。2015年初,美联储和其他监管机构还考虑要求金融机构在回购协议市场上融资时提供更多的担保品,这将加大回购协议融资的成本,但无论借款者是谁,这样都可以确保贷款的安全性,从而降低挤兑风险。

“大到不能倒”的问题如何解决呢?监管机构实施了《多德–弗兰克法案》中的一个基本方法,即大型金融公司现在面临更高的资本水平要求和更严格的监管。因此,大公司的经理和股东必须决定他们扩大经营规模之后带来的经济效益是否足以抵消由此引发的额外监管负担。通用电气在2015年4月宣布计划在未来几年出售其大部分的金融部门。如果这一重组计划能够变成现实,那就充分表明我们的金融监管改革成功了,因为我们更严厉的监管会促使那些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公司自行拆分。此外,有序清算机构的存在让大型金融机构的债权人意识到,一旦金融机构倒闭,他们可能将承担一部分损失,由此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与那些规模较小的公司的融资成本相比,那些所谓“大到不能倒”的机构的融资成本就不可能低太多。这样一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最大的公司能够安全运转,而且即便这些公司失败了,也可以安全地关闭,不会破坏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国会议员和监管机构的日子应该会变得越来越舒适。如果监管机构不确定能否安全地关闭一个公司,就可以动用现有法律赋予它们的权限去拆分或简化那些最大的公司。

虽然彻底改革金融监管体系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但实践肯定会表明,并不是所有新监管规则的好处都能超过其引发的负担。国会和监管机构必须保护具有核心意义的改革。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国会和监管机构应该都会愿意修改已被证明是行不通的,或者几乎没有什么好处,只会增加沉重负担的法律法规。监管机构还需要留意更严格的银行监管会不会促使高风险投资活动转移到金融体系内部接受监管较少的领域。

我们无法精准地说美国经济将在何时恢复正常状态,但肯定会变得越来越正常,失业率肯定会降低到一个可持续的水平,通胀率必然会达到美联储预定的目标。我想起了棒球高手尤吉·贝拉的另一句名言:预测不是件容易的事,预测未来尤其如此。关于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前景,我们能做出什么精准的预测呢?

毫无疑问,美国经济面临着多项重大挑战。我们在教育和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远远超过了其他大多数工业国家,但结果却没有出现实质性的超越,而且往往还不如其他国家。美国人口的平均年龄在增加,这意味着退休人口与劳动人口的比例正在增加。联邦政府由于要为更多的退休人口提供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服务,因此,联邦政府的财政压力必然会进一步增加。这种局面必然会引发更多的政治僵局,必然会影响政府履行职能,从而阻碍政府的合理支出,阻碍政府实行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的税收措施以及其他措施,比如改革监管体系,改善教育和培训,以及加大在基础设施和技术方面的公共投资(这些投资有利于提高美国经济的生产力)。

美国是一片充满机遇的土地,这一直是美国非常珍视的声誉,但现在这个声誉似乎褪色了。部分原因是许多美国人缺乏从幼儿园到高中的系统教育,因此缺乏在全球化的高科技经济中取得成功所需的技能。社会收入差距扩大以及中产阶级“空心化”是当前的两大长期趋势,教育和技能的缺失肯定是主要原因之一。这些趋势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美国经济已经复苏了好几年,许多美国人依然相信美国经济在衰退,因为虽然经济数据显示经济正在复苏,但这些缺乏教育和技能的美国人依然无法找到工作,无法从经济复苏中受益,觉得经济依然在衰退。美联储可以推动经济复苏,促进整体就业形势的改善,但它没有权力去解决教育质量的问题、技术创新步伐的问题以及其他问题,我们也不能确保美国经济复苏过程中新增的工作岗位是不是高薪的好工作。所以,我才经常说货币政策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国会也要挑起自己的担子,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但危机平抑下来之后,国会并没有迅速伸出援手。但当经济复苏没有起到普度众生的作用时,也就是说,没有让每一个人找到工作时,美联储却成了众矢之的,我相信这是不公平的。

尽管美国面临着不可否认的问题,但我认为,在未来几十年内,就生活、工作和投资而言,美国依然堪称最具吸引力的地方之一。我之所以这么乐观,原因有很多,我在这里只提三点。

第一,尽管美国人口的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但美国人口结构看起来明显优越于其他大多数工业国,甚至优越于许多新兴市场国家(比如中国,中国的一胎化政策实行了几十年,现在日益感受到了这个政策造成的负面影响)。我们的生育率是相对较高的,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比其他国家更欢迎移民,美国接受的移民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接受的移民都要多。随着年轻人口越来越多,可用的劳动力就会越来越多,经济活力也更强,这会带来很多好处,比如有利于催生一个更大的高科技产品市场。我还认为,与其他许多国家相比,美国的劳动力市场更发达,就业政策更灵活,因此,更有能力吸纳愿意发挥余热的老年人重返工作岗位。

第二,技术创新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而美国在这方面一直保持着世界领先地位。世界上最好的研究型大学大多数都在美国,而我们也更加擅长推动新技术的商业化应用。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硅谷、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镇的肯德尔广场以及北卡罗来纳州的“研究三角区”(Research Triangle),许多高科技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了名牌大学的周围,这肯定让其他国家羡慕不已。美国的技术创新不仅体现在网络公司、软件应用程序以及电子设备(像智能手机),还体现在其他方面。例如,新的钻探开发技术推动了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出现了新的繁荣,推动美国一跃成为世界顶尖的能源生产大国。

第三,事实证明,我们传统的创业精神和充满活力的市场在催生新产业和新产品方面一直非常成功,这一模式很可能继续维持下去。美国经济规模庞大,多样性特征鲜明,这就为初创企业挑战现有的、已经变得自满的企业留下了很大空间。事实上,美国很多地区曾经在经济发展方面非常落后,比如我土生土长的美国南方地区,但在最近几十年间,这些地区已经充满活力了,即便“铁锈地带”的一些城市,也找到了振兴之路。

上述三个因素以及其他因素让我对美国经济前景感到乐观。然而,成功不是板上钉钉的,好政策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我们需要理性的、大方的移民政策,向熟练的技术工人伸出友好之手,绝对不能歧视移民。

美国各级政府必须继续加大在基础技术、教育培训和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资力度。至关重要的是,我们需要采取更加灵活的方式去帮助人们获得工作技能。改善从幼儿园到高中的教育固然非常重要,但这不是提高技能水平的唯一方式。我们应该更加认真地考虑一下儿童早期教育、技术学校、学徒计划、社区学院、成人培训和其他方法,促进终身教育。比如,我在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曾经参观过里士满一个富有创意的再培训项目。这个项目是由私营企业、弗吉尼亚州政府以及两个社区学院共同发起的,如果私营企业出现了职位空缺,那就委托社区学院培养具有相应技能的人才去填补这个岗位,并支付一定的培训成本。我们还必须确保医疗费用的增幅像过去10年那样继续放缓。联邦税法自从1986年以来一直没有彻底修订过,现在副作用已经显现出来了。

要充分发挥出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的所有潜力,需要创新领导方式。在我看来,我们的政客,甚至一些技术官员,过于注重打败意识形态方面的对手以及在争辩中为自己赢得加分。事实上,我们更应该注重凝聚共识,找到有利于促进共同进步的路子,即便这个路子不是尽善尽美也无妨,最终以互利共赢的方式促进各方朝着共同目标迈进,但这一点恰恰遭到了严重忽视。

我刚到华盛顿时,是一位沉默寡言、性格矜持的教授,我的研究背景在金融危机期间颇为有用,但我很快了解到,无论在公共部门,还是在私营部门,领导方式与知识背景同样重要。我努力让我的领导方式与我的个性及长处保持一致,同时符合实际形势的需要。作为一名曾经的学者,我非常珍视集体领导,珍视创新,珍视合作。我认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应该基于广泛的、开明的讨论,而不是基于个别人的一己之见,我对这一点强调得非常多,每次开会,我都鼓励大家辩论,鼓励大家发挥创造性思维。虽然美联储决策者公开表达异议会制造一定的杂音,导致一些人提出埋怨,但我不会阻止大家这么做。

集体领导方法有许多优点,创新思维可以催生很多新想法,而认真的辩论则可以筛选和鉴定这些想法。我努力让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从员工到决策者的每一个人都发挥创新思维,这样每个人都可以为最终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做出自己的贡献。鼓励公众辩论也让美联储为外部的人们提供了一种保证,让他们相信我们的确在广泛征求意见。因此,这种领导方式有助于建立外界对于美联储的善意和信任。一旦发生紧急事件,我就可以在少征求或不征求他人意见时立即采取应对举措,这个时候,善意和信任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

当然,这些紧急时刻只是例外,而非常态,但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央行的公信力对于有效决策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有了公信力,公众才能相信决策者会用实际行动践行决策。我们必须以认真的态度去达成强烈的共识,并耐心地将其维持下去。只有这样,才有助于缔造公信力。这样往往会促使大家以客观事实为依据,做出更好的决策。这就是我在美联储学到的领导方式。

这些领导原则应该更加广泛地应用于华盛顿。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进步都是基于集体领导和妥协。有时必须坚持原则。但就今天而言,我们需要加强合作,减少对抗,这是一个绕不开的结论。如果政府要履行好促进经济成功的关键职能,我们必须彰显礼让、妥协和开放精神。没有这些,美国经济将无法发挥出巨大的潜力,从而堕入悲惨的境地。

来源:经济学家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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