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自豪能够加入这个国家的领导集体。”

作者:one world 一界

本文转载自: 一界oneworld(ID:yijie_20200518)

“我很自豪能够加入这个国家的领导集体。”

“我很自豪能够加入这个国家的领导集体。”

“我很自豪能够加入这个国家的领导集体,在通过政策来达成自己的目的同时,从不忽视大局、尊严、机会和希望。让贸易成为一股让美国和全世界变得更好的力量。 我更加自豪的是能够成为一名美国工人的坚定支持者,为他们的独立创新发声,最大程度地维护美国在全球的利益。 我将利用美国在世界的贸易关系来帮助我们的社区、企业从这次危机中走出来。

(摘录于戴琦提名美国贸易代表演讲)
“我很自豪能够加入这个国家的领导集体。”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拜登将提名目前担任众议院筹款委员会首席贸易顾问的戴琦出任贸易代表。如若该任命案获得国会通过,她将成为拜登政府首位华裔阁员,也将成为继印度裔的尼拉·坦登获提名为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后,第二位名列拜登政府高层的亚裔美国人。
自戴琦被提名以来,各界舆论就议论纷纷,作为该职位设立以来首位被提名的华裔女性,她的身世引发了广泛猜测,甚至有传闻说她是戴笠的孙女。 
虽然“戴笠后人”之说是无稽之谈,但是戴琦未来可能会为中美贸易关系带来的影响却的的确确是无法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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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5岁的戴琦出生于康涅狄格州,在华盛顿特区长大。她的父母亲均来自中国台湾,因此戴琦实际上是“移二代”,她自小就常随父母回台湾看望,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和拜登团队其他成员一样,戴琦也有着华丽的教育背景,她先后于1996年和2001年获得耶鲁大学历史学学士学位和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学位。
 
1996年,为了深入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戴琦作为耶鲁与中国交流的雅礼协会成员前往广州,在中山大学教授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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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后,戴琦曾在多家律师事务所任律师,后加入马里兰州地区法院。2007年,戴琦以法律顾问的身份加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并于2011年至2014年担任中国执行部首席法律顾问。
在此期间,戴琦负责了多起美国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对华诉讼案件,并多次取得成功。曾与其共事过的美国贸易谈判手温迪·卡特勒评价戴琦为“一个解决问题的人和一个直率的射手”。白宫高层贸易谈判代表克莱特·威勒姆斯也认为,戴琦懂得如何利用世界贸易组织体系和联盟向中国施压,从而迫使中国改变行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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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4年起,戴琦进入国会任职,担任众议院筹款委员会贸易顾问,并于 2017 年升任首席贸易顾问。
在2018年特朗普政府签署《美墨加协议 (USMCA) 》的谈判过程中,戴琦发挥了关键作用,推进了协议的谈判进程。这份新的协议取代了原本的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在民主党增补了更严格的劳工法则后,美国国会已于今年初批准该贸易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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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美国贸易代表又是什么样的职位呢?
美国贸易代表一职,其前身是根据《1962年贸易拓展法》而设立的特别贸易代表,1980年改为现名。作为美国总统的重要贸易顾问和对外谈判代表,美国贸易代表是内阁成员,具体负责促进和协调美国的国际贸易和直接投资政策,并在上述领域与其他国家进行谈判。
目前,美国贸易代表是政府中的重要职位,负责执行美国的贸易规则,并与其他国家谈判贸易条款。而此次新任贸易代表不仅将负责重组其办公室,考虑更多民主党的优先事宜,而且将负责处理大部分上任政府的遗留问题,例如面对在特朗普政府期间日趋紧张的贸易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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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问题来了,拜登为何如此看重戴琦呢?
首先,戴琦目前在美国两党内接受度较高。戴琦在2019年美墨加协定(USMCA)中的劳工条款谈判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她在谈判中引入了墨西哥工厂违反劳工法的案例,以促使墨西哥政府在未来严格执行一系列劳工系统的改革,这令两党议员印象深刻。
此外,戴琦非常善于协调各种利益集团间的关系,美墨加协定中修改的劳工法部分就是在她的谈判和协调下,最终被特朗普政府采纳,并在国会顺利通过。
美国《政治报》报道引述国会议员的工作人员观点称,温和的民主党人、一些共和党人甚至商业领袖和工会都支持戴琦担任美国贸易代表:“几乎每个人都欣赏戴琦,即使他们不一定同意她的观点,但他们也会认为由她担任贸易代表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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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戴琦还具备处理对华问题的独特优势,并知道如何与盟友合作来实现美国利益。毋庸置疑的是,戴琦在拥有独特亚裔身份和一口流利的汉语的同时,也曾处理过美国在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提出的争端,这将为美国在接下来的四年中继续向中方施压带来特殊优势。
最后,戴琦可谓是拜登贸易政策方案的“最佳执行者”。
 
其一,戴琦主张在贸易协定中推进缔约方改革并执行美国标准的劳动法,从而保障美国境内劳工的权利,增加工会集体谈判权,她认为这是对美国制造业和供应链更好的重建。而此主张与拜登新政中“优先考虑美国工人,优先考虑美国个人和不同美国社区的建设和繁荣”的方针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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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她也认为应该以更全面的方式来处理在贸易和投资政策上的问题:政府应该将这些问题与整体计划挂钩,并且应与其他外交、内政政策相协同,例如贸易协定不仅与经济利益相关,环境保护等问题也应列入考察范围之内:

“我认为拜登这些计划中的每一项都牵涉到贸易,但你没有看到一个专门针对贸易本身的计划。所以,这也告诉我,拜登政府在贸易和投资政策上的姿态是以更全面的方式来处理,所以这也是我所期望的。而且,我认为这些想法非常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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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果任命获得最终通过,这位新任美国贸易代表又会给美中贸易关系带来怎样的变化呢?
总的来说,戴琦会以一种非常务实的方式与中国打交道。同时,与贸易战相比,戴琦更倾向于纠正中美贸易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并且在两国利益交汇处寻找“最大公约数”。
在中美贸易方面,戴琦主张以更具有策略性的方式对抗中国,以得到真正强大的政治支持。她在去年8月华盛顿智库美国进步中心的讨论会上谈及对美中贸易政策的看法时表示,特朗普政府在抵制不公平贸易行为和执行贸易权利方面采取的措施虽然看起来激进有力,但本质上仍是防御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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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美国应该在目前的贸易政策中加入更具进攻性的元素,这旨在使美国自己和本国工人、产业以及盟友发展得更快、应对更灵活,能够跳得更高,能够竞争得更强,最终能够捍卫美国开放的民主生活方式。
由此可见,与莱特西泽主张的“治标不治本”的贸易制裁不同,戴琦演讲中的“进攻性贸易政策”在实质上是主张通过补贴及经济激励措施来提升国内贸易环境,从而帮助美国产业摆脱对中国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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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说,贸易代表作为未来贸易政策的执行先锋,其作用的具体发挥还是需要放在美国政府政策的大框架下来看的:
目前看来,虽然短期内拜登不会马上废除当前对3700亿美元中国产品的征税,并且将继续推动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主要内容落地,但是与“对华关税战”相比,拜登政府或将更倾向于在中美之间建立一种可持续性更强也更为平衡的贸易关系。
此外,与特朗普政府不同的是,拜登主张美国放弃特朗普向国外转嫁国内矛盾的民粹主义做法。他支持美国重返多边谈判,加强与盟友合作,并强调联合制定全球贸易规则的重要性。
拜登曾表示,新一任美国贸易代表将需要把修复美国与欧洲各国政府之间的受损关系、如何处理一系列针对中国和欧洲的现有关税问题并推动世界贸易组织的改革放在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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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年8月华盛顿智库美国进步中心的讨论会上,戴琦曾表示:“美国正在面临来自中国的激烈竞争。中国是不会消失的,而一个好的、进步的贸易政策,必须兼具进攻性和防御性”。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戴琦的对华贸易策略或许会在某些问题上给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但也可能展现出更多的灵活性。未来,中美两国间贸易乃至关系的发展虽仍可谓“道阻且长”,但或许人们将有望听到更多理性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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