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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乘旦:构建中国特色的区域与国别研究

作者:钱乘旦

本文转载自:光明理论(ID:gmrbllb)

所谓区域与国别研究,就是对其他国家、域外地区做研究。早期欧洲列强占领殖民地,统治这些地方,他们需要了解这些殖民地,于是就有人专门关注这些地方,研究与此相关的各种问题。最早的“区域与国别研究”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也因而有了所谓的“东方学”“埃及学”之类的研究。早期研究的成果以英国、法国最显著,原因在于这两个国家曾经占有最广大的殖民帝国。虽然在那个时代,并没有“区域与国别研究”这一概念,但研究领域的特征却已经开始显现,其中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其跨学科性:它不属于某一个特定的学科,而是需要多个学科共同努力,比如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语言学、博物学等。西方对世界的整体性研究,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

二战结束后,面对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美国称霸世界的需要,区域与国别研究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正式在美国登场,并很快传布于西方学术界。“区域与国别研究”在美国得到最充分的发展,其原因正如18、19世纪殖民地研究在英法两国最为盛行。如同18、19世纪的英法两国,20世纪美国的区域与国别研究也是跨学科的研究。美国那些最著名的区域与国别研究中心(如哈佛大学的东亚研究中心即费正清中心)都是针对某一地区或某个国家做跨学科、综合性研究的学术基地,其成果涉及许多领域,而领域越全面,成果就越突出,越能把一个地区或国家的各种情况说清楚、摸透彻,进而形成立体性的研究结果,由此体现这个基地的学术能力和研究水平,引起社会的高度重视。

因此,二战后出现在美国(以及整个西方学术界)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其新颖之处不在于开辟了一个新“学科”,而在于组建了一个新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各学科(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甚至理工医农)只要有共同的研究对象(指地理对象,即某个国家或地区),都可以互相配合、互相支撑,共同对这个国家或地区做研究,最终拼出一幅关于这个国家或地区的“全息图”,达到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知识和学术基础的目的。

我国一般实行“学科制”,因而,有些学者认为“区域与国别研究”应该作为一个学科存在,并为此不懈努力。“学科”对每一个研究者来说固然重要。但是,“区域与国别研究”确实不是“一个”学科,它只是一个涵盖面颇广、几乎囊括所有的知识领域。就研究对象而言,“区域与国别研究”所涵盖的各知识领域只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共同的地理对象——某个地区或某个国家。此外,还有学者把“区域与国别研究”等同于“国际关系研究”,大大缩小了“区域与国别研究”的范围。事实上,“区域与国别研究”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广泛而坚实的知识支撑,没有这些支撑,“国际关系”很难取得深入而有洞见的成果。

尽管如此,考虑到“学科”在中国的重要性,笔者并非决然反对建立某种形式的新学科的尝试。如果要尝试建立新学科的话,“区域与国别研究”应该是一个“跨学科”的学科。我国现行学科体制中已经有“交叉学科”的概念,而且在理工科已经相当普及,因此“区域与国别研究”作为一个“交叉学科”也是可以存在的。不过,它的前提是:任何以“区域与国别研究”身份来申请“学科”的实体部门(如学校、研究所等),必须有多个学科(比如10个以上不同学科)的研究力量存在,并且都从不同领域对某一特定地区或特定国家进行学术研究、形成共同对象,并有所成果。如果不设立严格的前提条件,区域与国别研究这个“学科”就只是浮于表面。

在20世纪60年代,我国多个高校曾设立过一批研究机构,旨在研究外国问题,比如美国研究所、非洲研究所等。但限于种种原因,当时的主要工作是翻译资料,而且在“文革”开始后基本上停顿下来。改革开放后,组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其中包括多个涉外研究所;各高校也形成了一批研究外国问题的师资力量,产出了一批研究成果。但从“区域与国别研究”的角度看,我国对外研究还存在明显缺陷,致使其很难向深度发展。

第一,研究力量不集中,分散在高校的各院系、各学科。比如,研究美国问题的师资分散在历史系、外国语言文学系、国际关系院系、政治系、法律系、教育系等,其研究定位分属历史、外国语言文学、国际关系、政治、法律、教育等诸学科,各学科各有标准,各寻方向,难以形成一股合力,也无法把美国作为一个完整的对象进行研究。这种情况在社科院下属部门也大体如此,很难做到多学科合作。

第二,研究对象分布不均,专业人员严重不足。国内研究外国问题,长期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比如美、英、日等,对法、德、俄的研究较少,北欧、南欧几乎没有。对发达国家尚且如此,对欠发达地区的研究更是严重缺乏,如印度、柬埔寨、不丹、马拉维、洪都拉斯等。随着我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尤其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开展,这种状况亟须改善。

第三,语言能力欠缺,制约了研究水准。相当一部分研究者用英语进行研究,当研究对象是英语国家时,问题尚不突出;若研究非英语国家,仅用英语显然是不够的。像印度、肯尼亚、马来西亚这些地方,曾经是英国殖民地,目前也以英语作为官方语言或通用语言,对它们仅用英语进行研究也是不够的,因为老百姓仍旧使用地方语言,没有通晓当地语言的能力,就无法获得深入的了解。

第四,介入区域与国别研究领域的学科不多,即使有介入,也多数浮于表面。如上所述,区域与国别研究是对某一地区、某一国家作全方位的了解和全面的研究,几乎各学科都有介入的空间。但我国目前的情况是,有些学科对外国关注不够,有些学科确实有研究外国问题的传统,但其研究课题大体上停留在宏观层面,很少深入到微观层面。比如,国内关于美国政治制度的论著不少,可是鲜有对美国各种权力机构(例如国会)的运作机制或相互关系(比如上级法院和下级法院之间的关系)进行详细且清晰的论述。如果对这些问题不能说清楚,我们就不能说对美国有所了解。

由此引申出第五个欠缺:做区域与国别研究,需要一头扎进研究对象国,沉入当地社会,深深扎下根。了解和研究一个国家(或地区),最重要的是了解那里的人,了解他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为此,就要到所在国家或地区去生活,尽可能融入那个社会中。这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也是我国区域与国别研究最缺乏的。上述提到的几个不足,在很大程度上都与这个问题分不开。现在有些研究成果,仅依靠阅读一些英文书或英文报纸而获得,缺乏实地体验,很难了解到当地的真实情况。因此,要推进中国的区域与国别研究,使其真正攀升到国际水平,就要从培养研究者开始,培养出一批既在对象国有长期生活经历(至少是经常往返的经历)、又有坚实学科基础和学术功底的人。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但我们必须做。

在中国,严格意义上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刚刚起步,因此种种不足在所难免。那么,如何才能构建中国特色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呢?显然应该从填补不足入手。其中,人才培养是重中之重,像弥补语言不足、扎根对象国生活、调动更多的学科参与研究等问题,都有赖于新的人才的培养;有了人才,才会有区域与国别研究的真正勃兴。与此同时,人才培养又有赖于顶层的推动、制度的跟进,以及相应的各种配套支持。

总之,区域与国别研究虽不是中国的创造,但构建中国特色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却是中国学者不可推卸的责任。面对国家的迫切需要和世界风云的急速变化,我们应该把这项任务完成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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