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边缘弱势群体,被社会污名化为破坏者,清政府做法值得点赞

作者:浩然文史·小太阳

本文转载自:浩然文史(ID:haoranwenshi)

清朝的边缘弱势群体,被社会污名化为破坏者,清政府做法值得点赞

晚清时期的棚民

任何时代与社会当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所谓的“边缘群体”,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社会中的乞丐,他们往往生活在“隐秘的角落”,无法发出声音,即便发出声音也无人呼应,他们是沉默的、是失语的,但往往也是最需要政府关注的。在清代社会,巨大的人口压力与并未显著增长的土地之间的矛盾愈发严峻,催生出许多民生问题,也催生出了“棚民”这样的大规模的社会边缘群体。

一、是失语者还是破坏者?

导致棚民出现的根本原因,就是耕地的减少与人口的不断增加,在古代社会,要想解决人地矛盾,除了铁器牛耕这种罕见的技术进步,就只能寻找新的未开发土地,山区则成为许多农民的谋生之所。由于他们大多在山区“结棚”而息,因此被称为“棚民”。在以往的研究当中,棚民群体被冠以“生态破坏者”与“治安扰乱者”的帽子,因为大量棚民进山后盲目又疯狂地开垦山区,的确对山区以及附近平原、耕地的生态带来巨大破坏,但将生态的恶化完全归咎于棚民群体,显然是不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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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多地少使得大量民众丧失生活来源

在江南部分地区,由于儒家伦理的兴盛,例如徽州等地,更关注棚民群体“扰乱”当地秩序的问题。在当地士绅与政府看来,维持伦理与秩序有时候比所谓的“民生”更加重要,那些连温饱都无法解决的外来棚民,显然被当做秩序的破坏者。尤其是棚民以山为生,而在重视堪舆风水的当地人看来,山水是风水格局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重要的山脉被视作“龙脉”,是保佑当地文运畅通与祖宗血脉的根。而棚民的出现无疑对他们看重的风水格局与社会秩序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无论是将棚民看作生态的破坏者,还是地方秩序的扰乱者,“棚民”完全呈现出失语的状态。人们大多将棚民的出现视作一种“灾祸”,却没有思考为何会出现棚民,政府应该怎样做才能为棚民“去污名化”,以减少棚民与自然、地方之间的冲突。而就在一场围绕棚民的诉讼案件当中,清政府的举动则开始改变了人们对棚民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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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文风发达,十分看重“文脉”

二、政府的介入

棚民之所以被扣上许多负面性的帽子,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根本无法发出声音,而政府也没有为其辩护,以致于问题愈发严重。嘉庆年间,一桩围绕棚民的诉讼案表明,清政府开始对棚民群体的形象进行正面阐述。早在乾隆晚期,安徽徽州府休宁县内的山林区域,就开始出现大量的棚民群体,这些来自异地的棚民在休宁不断挖山垦殖,致使当地生态“山遭残废、砂石下泄、田被涨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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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宁的山区

在这种情况下,当地大族首领程苍华等人向县政府提起诉讼,要求县府禁止一切棚民的垦荒行为。在其影响下,当地衙门很快就下令禁止,并刻下石碑摆放在山林周边。但事情显然没有这样简单,在利益的诱惑下,程氏族人纷纷开始突破禁令,偷偷地将自家控制的山场租借给棚民耕种,程金谷甚至通过租借土地先后获利2000多两白银。1804年,程氏族人偷租土地一事东窗事发,程金谷等族人在族内遭受“审判”时,被族内审判者意外“戳死”。命案的发生顿时引起轩然大波,成为彻底引爆棚民群体与当地势力之间矛盾的导火索。

在随后的一段时间内,棚民与程氏族人之间展开一场激烈的博弈,尽管县令要求程氏族人退还棚民租地租金,棚民则要退还所租借的土地,但现实是拿到钱的程家人始终不愿吐出吃到嘴里的“食物”,棚民也始终不愿放弃赖以生存的土地。双方就这样来来回回地展开一轮轮拉锯战,直到1807年,程氏家族的首领将棚民一纸诉状告入京城,原本的拉锯状况开始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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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来自天子的决断

休宁的棚民案本是地方性案件,但现在却随着诉状的进京而“上达天听”,连嘉庆皇帝都开始介入。事实上,在当时的大清,因棚民群体引发的地方性案件不止休宁一地,而嘉庆正好要借休宁一案彻底对棚民群体进行“定性”,借以从根源上解决无穷无尽的棚民问题。

在皇帝的介入下,时任安徽道员杨懋恬被派往休宁侦办案件,按照嘉庆皇帝的最高指示,处理棚民案的原则是“可以通过设立法令的方式,责令棚民迁移别处或就近选址定居,地方既不能使当地聚集大量的飘无定所的人,但也不能驱赶太急以免引起民愤”。在皇帝的指示下,杨懋恬在当地展开详细调查,他深知皇帝不想引发大规模民潮,以免出现农民暴动等情况,但如何把握好这两方之间的利益平衡,则成为最大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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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皇帝

经过详细的失地调查,杨懋恬首先就程氏族人对棚民的指控进行澄清,他认为在方圆数百里的山区内,棚民耕种的土地是严格按照与程氏族人的契约来的,并无侵占土地一说。而原有的棚屋,也已经在杨懋恬的催促下全数拆除,并无程氏指控的棚民搭建木石堡垒的“谋反”迹象。其实就杨懋恬的处置来看,看似是拆除了棚民的房屋,偏向程氏家族,但若仔细琢磨就会发现,程氏家族不但要退还向棚民征收的所有租金,还不得不自行吞下所有的损失,撤销一切对棚民的指控。而棚民各自得到了一笔补偿金,用作返乡的盘缠,且就棚民的形象而言,杨懋恬在结案文书上明确表明,棚民是“种地的良民”,绝非频频参与盗窃抢劫的“凶徒恶匪”。这看似仅仅是地方官对棚民的评价,但对棚民形象的“翻案”,很难说不是皇帝的指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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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社会的契约

说实话,在土地资源严重紧缺的清代,面对无穷尽的棚民群体,政府仅仅依靠“驱逐”与“暴力”是根本无法解决问题的。没有人生下来就愿意做飘无定所的棚民,谁都想拥有一个温暖的家与赖以生存的耕地,但现实情况却远非如此,棚民群体生活的困苦与不堪,是现代人难以想象的。而他们的贫弱又决定了他们根本不可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致使社会对其污名化愈发严重,也由此引发了一桩桩一件件棚民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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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的生活使得社会出现大量棚民甚至是乞丐

文史君说

棚民的辛酸生活并不能归结于他们自身,他们何尝不想拥有自己的土地呢,但生产力的滞后与人口的膨胀,加之政府的缺位,却“造就”了如此大规模的棚民群体。2020年是中国脱贫攻坚战的决胜之年,同时也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年。回首看中国的千年历史沧桑变化,尤其是本文讲述的棚民的故事,就可以看出当今的中国在保障民生方面有了多么巨大的进步与发展。

参考文献

赵赟:《强势与话语:清代棚民历史地位之反思》,《中国农史》2007年第3期。

陈瑞:《清代中期徽州山区生态环境恶化状况研究——以棚民营山活动为中心》,《安徽史学》2003 年第 6 期。

(作者:浩然文史·小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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