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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58,放过我吧

本文转载自:南风窗(ID:SouthReviews)

9958,放过我吧
吴花燕闯入公众视野,时间不长。2019年10月时,她是报道中的“43斤女大学生”,网络将她的经历描述成一个悲惨故事。她瘦削、矮小,极度衰弱,原因被传为长期的营养不良,“持续5年吃辣椒拌饭”,因贫致病。

短暂的公众关注,带给她的不只是温情,还有她在人生最后的烦恼。

太多网络文章,把她的故事极端化。有的文章捏造事实,称她每月只有300元的低保收入,几乎每天只花2元钱,“早餐不吃、中餐晚餐吃馒头”。文章夸大她的困境,强调她的坚强,显得她生活在一个没有关怀的冰冷世界。

但那不是真的。

对吴花燕来说,被捧得越高,她越觉得对不起身边帮助她的人。

她曾对每月资助她400元的王珊道歉:“王老师,我又给你抹黑了,对不起!”网络文章虚构事实,“把我写得那样的不堪和伟大,我并不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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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设想过,如果一开始没有公开求助,没有发出报道,她愿意回家等待死亡,“过着没有悲伤的生活”。

四个月后,2020年1月13日,吴花燕的病情恶化,经抢救无效死亡。

但是,她的悲惨故事还在网络上传播。年仅24岁的吴花燕,或许至死都很难明白,以她为主角、让她困扰的那些悲情故事,实际是另一群人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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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血鱼翅”


吴花燕去世不久,9958陷入舆论风波。后者时常出现在救助类的社会新闻,全名“9958儿童紧急救助中心”,是一支正式的公益队伍。9958,谐音“救救我吧”。

2019年10月,吴花燕初入院时,9958对接到她和家属,在两个平台,先后发起3次募捐活动——在水滴筹筹款60万,在微公益两次筹款20万,实际筹得善款共100万4977余元。

当时,吴花燕的故事一经传播,立刻激荡起读者的爱心。百万元的善款,筹集时间只有5天。

9958,放过我吧
9958,放过我吧

然而,吴花燕家属告诉媒体,9958的第一次募捐,他们是在事后才得知。而9958的第二、第三次募捐,约共40万余元的善款,吴花燕本人并不知晓。

要知道,吴花燕决定公开求助,是因为需要一笔20万余元的治疗费。但9958三次筹款,共获百万余元,用途何在?据了解,9958在项目中还表明,将收取善款总额的6%,作为“项目执行成本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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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公益人郑鹤红实名举报,对9958发出更严重的指控。

据她介绍,从9958发起募捐项目,到吴花燕去世时,官方资料只记录了一笔2万元的汇款,其余大部分善款还在9958账上。她对媒体形容,吴花燕的遭遇,成了一个敛财工具。

吴花燕死后第二天,1月14日,9958隶属的中华儿慈会回应,承认只对吴花燕方面转款了2万。回应解释,在当时,当地政府启动了救助机制,吴花燕家属也提出,希望余款用在后续的手术和康复治疗中,9958在综合考虑后,便没有将余下善款拨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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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儿慈会回应声明

中华儿慈会的回应,坐实了9958“筹款百万、只付2万”,也澄清了一些疑点,但并不是全部。吴花燕所在地的乡干部就表示,政府只是提供救助,没有干预筹款,也没有干预善款的使用。

此外,回应没能说明,9958有什么依据,在网上发起一百万筹款?它远远高于实际需要。慈善机构帮助受捐人,使用的是公众捐款,理应制定科学的方案,使用合理的额度,而不是一味求多。

但是,募捐活动尚在当事人的意料之外,9958的救助方案,还能做到符合实际吗?

郑鹤红继续爆料,她控诉说:“9958不告诉患者真实情况,就去筹款,而且是超额募捐,不及时给予拨款,(是为了)拖死患者,达到囤积捐款这样一个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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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这段评价,令人心生恐怖。

根据法律规定和9958此前的救助个案,对慈善机构来说,在受助人治愈后或者死亡后,其剩下的善款,不必退给捐助人,而是慈善机构来统筹,用在其他同类型的项目上。

但是,救助不同的受助人时,只要有时间差,就会产生“沉淀资金”。操作的空间由此而来。

郑鹤红声称,她说的这段话,依据的是团队在三个月里,对9958历史个案的整理调查。这段“诛心”的话是否成立?需要第三方的介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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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与“三面墙”


郑鹤红的指控,有两个关键词:超额募捐,延迟拨付。按照她的说法,一个是为了将善款最大化,一个是为了将“沉淀资金”最大化。

另一方面,9958的“盈利能力”,确实十分亮眼。根据天眼查,在2014到2018年的五年间,9958累计收入有5.3985亿,累计支出有3.6478亿,相差1.7507亿。其中,仅仅在2018年,支出大于收入。这份财务报表,据称“比上市公司的还要好看”,成为又一个需要解释的疑点。

9958,放过我吧

天眼查数据显示,作为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下的重要项目,9958项目五年累计收入比支出多1.7亿元

但是,将善款化为“盈利”,过于挑战道德底线,风险成本也颇高。郑鹤红表示,它作为9958的一个敛财套路,还有几个操作时的技巧。

她表示,9958发起的救助项目,倾向于找“病情临近不治(的人)”。意思是说,受助人的病情已经高度恶化,治愈希望渺茫时,其病状更容易引发同情,死后能产生“沉淀资金”。那是9958的“目标人群”。

其次,郑鹤红表示,病患往往是家里没有文化的,“没有能力去查询、跟进慈善机构的捐款”。和这样的家庭合作,成为9958敛财的一个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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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鹤红网名“猫妈45”,长期在微博控诉9958,尤其是其项目主任王昱。至少从2018年4月起,由于王凤雅事件,她与9958的争论曾经进入公众视线。

王凤雅事件中,被公众所淡忘的是,9958也有参与。

2017年10月,王凤雅被查出视网膜母细胞瘤,其家人在网上为她筹款,但在爱心人士看来,她没有接受过正式的治疗。

当时,爱心人士与王凤雅母亲,发生过多次网络对抗,但王凤雅的病情一天天恶化。一直到2018年4月初,王凤雅患病的眼睛已经突出,并高度肿胀。穿9958制服的两名志愿者,进村将她带往北京,试图提供帮助。但沟通失败,王凤雅也在一个月后去世了。

9958身陷的风波,目前还在发酵,郑鹤红指控了更多个案,9958平台还存在“病患已经去世,捐款仍在继续”的问题。具体情况需要进一步调查,将关注后续发展。

回到吴花燕事件,把它放在近半年的时间线上,我们不难发现,“互联网+公益”的模式起步不久,但它的公信力已经严重透支。

以捐助人的角度,回顾一下半年内的“公益大事件”:

网络个人求助平台,曾被认为是“点对点”的直观救助模式。然而,水滴筹发生了“业务员地推事件”,不少捐助人才知道,原来它属于利益驱动型的商业模式,一改旧日它呈现出的公益面貌。

“点对点”模式,就此碰壁。

如果寻求正规的公益平台,捐助人“一对一”地帮扶受助人,似乎是可以实现的。但对受助人信息的披露不全,使它面临信任危机。如“春蕾一帮一助学”,部分受助人的钱,绕过他们的目标对象(女生),捐给了本在项目以外的人(男生)。

“一对一”模式,再次碰壁。

接着是吴花燕事件的情形,它有正规机构的背书,同时是在网络平台发起,理应直接帮助到吴花燕们。如今,它依然碰壁。

还有一种情形是,捐助人通过支付宝等账号,直接把钱打给受助人,绕过了可能存在的“中间商”。看似直接,但罗一笑等涉嫌“诈捐”的事件,早就证明它的不可取。

“点对点”“点对平台”“平台对平台”,均暴露出它们的隐患。捐助人明明想要献出爱心,为何屡屡碰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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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变公益为“私益”


公益的路越走越坎坷,较大范围地出现危机,必然存在更深层次的问题。

我国的慈善公益事业起步较晚,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慈善事业(还没有公益的叫法)不被鼓励,它被认为是养懒汉,在时代背景下存在道义合理性的问题。直到1998年,抗洪救灾期间,中国民间的公益力量,才被真正激活。

一旦激活,它就开始了迅速增长。2008年的汶川地震,再次成为公益事业的一个节点。灾难面前,民间公益爆发出鼓舞人心的力量。

没人能够否认,我国爱心人士之众、关怀之切、力量之大。吴花燕事件中,仅9958发起的百万筹款,就在五天之内完成。此外,吴花燕家属的各种渠道,乃至他们的私人账户,都涌进不少善款。

但它没有形成一股组织化的理性力量。前述的“公益大事件”中,屡屡碰壁的爱心人士,有个共同点:他们希望直接帮助到具体的个人。

进一步说,他们想要帮助的人,是打动了他们的故事主人公。在此,称之为“故事驱动型”,这是“互联网+公益”以来,民间公益的重要动力。

此前,某平台筹办了针对自闭症儿童的公益项目。活动展示了一部分自闭症儿童的画作,每幅画一元钱。该活动在朋友圈流传甚广,掏腰包者众。但到后来,它被质疑是“对自闭症儿童的浪漫化”,很难转化为对现实的关注。

此外,部分捐助人发现,买画的钱并不直接资助相应的儿童,而是交由公益平台支配管理。一夜过后,善意转化为对活动的质疑。

“故事驱动型”的公益,暗示着一种交换:受助人提供打动人心的故事,捐助人为此捐款。但它与真正的公益运作,存在着天然的矛盾。

所以,在结构性的推动下,受助人倾向于“卖惨”,捐助人掏了钱,一旦发现与自己的理解不同,又会感到上当。

个人在求助时,“卖惨”尚且情有可原。糟糕的是,有专业的公益慈善组织,也加入了这个行列,把“讲故事”当成了宣传之重。

有专家撰文指出,9958将公益与个人求助搭配使用,用“个人之名”,做公益募捐,看似是资源的优化配置。但实质上,它已经背离的公益,变成“私益”。

9958,放过我吧

公益之所以成立,在于它“面向社会公众”,帮助“非特定的人群”。也就是说,捐助人资助的,是分项目而定的某个群体。具体是谁?由公益组织进行专业的判断和筛选。在落实以前,都无法确定。

然而,直奔某人的募捐活动,是“个人求助”,是“私益”。

即便是创建大量项目,直奔大量的个人,也是“私益之和”,不是公益。

区别在哪?对捐助人来说,直奔个人,更容易获得精神满足感。如果是面向公益,捐助人与受助人的距离,就被公益组织隔开。但是,真正理性的公益,本就要在帮扶的同时,保护受助人的隐私、人格尊严。

奇怪的是,专业的公益慈善机构,本应创造良好的公益环境,保护好它的受助人。但在如今,有的机构,却冲到了“故事驱动型”公益的前列。在此基础上,一时筹到的善款再多,也是对公益土壤的透支、破坏。

当然,如果一开始,就本着“私益”去的,那就不奇怪了。

吴花燕在人生最后的苦恼,不是如今“死无对证”的善款争议,而是来自“故事驱动型”的公益。

她的故事,只能越来越悲情,写得不堪又伟大,乃至脱离实际。读者眼中,她的“不堪”,都是“伟大”。但对她来说,她的“伟大”,都很“不堪”。但她的故事被需要着,这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以“一个好故事”开始,以“一地鸡毛”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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