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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冠病毒的“病死率”说到中美文化差异

作者:Chairman Rabbit

本文转载自:tuzhuxi(ID:chairmanrabbit)

从新冠病毒的“病死率”说到中美文化差异

兔主席 20200308

一、“病死率”问题

前两天,当全球案例超过10万宗,病死3,400人时,COVID-19的全球病死率一下提高到了3.4%。这个病死率距流感就较远了(美国各种政客援引各种信息,给出的流感病死率从0.2%~0.6%不等),对美国“COVID-19流感化”的叙事构成了威胁。

据此,Trump特别对媒体说,3.4%的病死率是存在高估的,他自己的感觉(“hunch”)是,实际病死率会远远低于1%。Trump显然是希望基于此稳定民心,淡化COVID-19的影响,维护美国对COVID-19“流感化”的叙事。这就既可使社会照常运动,也可使政府免责。

有必要先来看看截至北京时间3月8日晚间的全球数据。

(注:以下所有病死率的计算都简单按照各国的死亡人数 除以累积确诊人数 得出。这个数据并不准确,因为分子分母并不对应。累积确诊是动态增长的,累积确诊者中有些人可能最终病故、最终被加入到逝者的“分子中”,但在统计的当下仍然存活。此外,累积确诊者的数量也会极大受到检测范围、检测的绝对数量影响,不能反映真实完整的分母。相对来说,全球只有中国的“大数据”是更加准确的)

截至3月8日晚间,

中国(含港澳台):3101 / 80868 = 3.8%

湖北:2986 / 67,707 = 4.4%

武汉:2,370 / 49,912 = 4.7%

武汉以外湖北:616 / 17,695 = 3.5%

湖北以外中国(含港澳台): 115 / 13,161 = 0.87%

全球(含中国):3,661 / 103,959 = 3.52% (比Trump前天发言时提高了0.1%)

中国以外全球其他地方:560 / 23091 = 2.43%

韩国:50 / 7,313 = 0.68%

伊朗:194 / 6,566 = 3.0%

意大利:233 / 6,012= 3.9%

法国:16 / 949 = 1.7%

美国:19 / 455 = 4.1%

西班牙:17 / 613 = 2.8%

德国:0 / 847 = 0.0%

日本:7 / 494 = 1.4%

武汉的病死率4.7%,显著高于武汉以外湖北的3.5%及全国其他地方的0.87%,也高于全球其他地方的2.4%。为什么武汉的病亡率特别高?且作为华中地方资源重镇,病死率高于湖北其他地方,不合理。这一定是有原因可以解释的。

根据(《中华流行病学杂志》刊登的论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病学特征分析》),统计截至2月1日中国内地4万多COVID-19确诊病例,COVID-19主要是打击老年人,在70~80岁段的病死率为8%,80岁以上段为14.8%。所以,问题很简单,老年患者越多,呈现的病死率也就越高。

笔者曾经撰文恶魔藏在细节:对COVID-19的最新数据分析对此湖北/武汉的数据进行过进一步分析,认为武汉/湖北的病死率比全国其他地方更高的原因可能有若干:

一是因为武汉患者的人口年龄群体更年长,老年人更多。其原因可能是因为本地社区传播更严重和广泛,对老人的影响比湖北其他地方及其他省份更大;

二可能是武汉有医疗资源挤兑、不堪重负的原因,即在其他相等条件的情况下,武汉的医疗资源在瓶颈下运作,可能导致病死率更高。

三、其他因素,例如老年人往往症状更加明显,在医疗资源稀缺的情况,更容易被医疗体系收治并统计。一些没有症状的中青年患者可能从未投医,且自然自愈,没有落在统计范畴之内。

这样,构成COVID-19全球较高的死亡率(3.5%)主要就是武汉因素(4.7%)。

而武汉因素可能就是本地传播导致老人及基础病患者大面积受感染。

现在可以观察到,两个疫情爆发大国——伊朗病死率是3.0%,意大利则高达3.9%,高过武汉以外湖北其他地方。两地都帮助推高了全球病死率。

目前还无法判断两国病死率较高的原因是什么。是检测数量还不够?还是因为本地/老年社区疫情爆发?现在还无从判断。媒体报道有意大利医疗专家认为意大利的感染人数可能已达10万,但这种计算往往是假定了一定的病死率及传染系数倒推出来的。而我们知道,影响病死率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年龄。老人得病越多,病死率越高。

目前,中国在湖北以外其他省份/地方的病死率为0.87%,这与韩国的0.68%相对是比较接近的。差别仅在于1)韩国的数字还在高速、动态地增长,中国数字基本稳定,分子分母具备对应性;2)韩国患者的病程发展相对更短,伴随病程发展,病死者可能增加,影响病死率。

但无论如何,笔者以为,中国根据4万多病例统计出来的老年人面临COVID-19较高的病死率是理解这次疫情最重要的信息之一。

当看到全球病死率达到3.4%时,Trump确实是紧张的,他希望维护美国对COVID-19“流感化”的叙事。

但美国政客的角度是有很大局限性的。当一个传染病能够广泛传播、感染,但只会重点打击少数特定的感染群体时,这个疾病就有更加突出的公共卫生风险,因为对于不同人来说,防疫的“成本”和“收益”是不匹配的。对于中青年人来说,因为COVID-19而限制自己工作、出行、生活的“成本”会很大,但对个人的“收益”却很小——因为个人即便染病也不会有太大关系,很可能可以自愈,所以他们更有动力继续维持原有的生活;而他们维持原有的生活,就可能感染病毒,并将病毒传染给弱势群体(老年人/基础病患者);而病毒对于这些弱势群体的影响又是极危险甚至致命的。

经济学角度看,对于中青年来说,他们维持既有生活的行为是有“外部性”(externalities)的——他们活动的收益由自己承担(继续该干嘛干嘛),成本则由社会的弱势群体(即老弱病者)来承担(一旦患病可能面临巨大健康风险)。

这是一种典型的“市场失灵”。

这就引到今天下一个主题,个人卫生 vs 公共卫生。

二、美国的“个人卫生”角度 vs 中国的“公共卫生”角度

对COVID-19的评价绝对不能仅仅局限于病死率这一项。在美国的公共媒体上,评估COVID-19时侧重于强调对大多数人口来说影响不大,只是轻症,同时该疫病的死亡率不高,接近流感。

笔者的理解是——美国政府、媒体及公共讨论一直在侧重强调COVID-19对个人健康的影响,把它局限在个人卫生的范畴。这其见,病死率就成了很重要的因素,病死率越高(例如3.4%),越使得COVID-19“疑似”公共卫生事件。病死率越低(例如在千分之几的水平),就越能够被归类于个人卫生事件。

(按:如笔者很早之前所述,民用航空安全属于“公共安全”问题,自己在马路上开车则属于“个人安全”问题,待遇和应对完全不同)

美国的叙事和中国的叙事是完全不同的,中国对COVID-19的叙事是整体化、公共化、更加深入的,例如民众会关注COVID-19对个人、家庭、社区的总体威胁、长期威胁;关注COViD-19在康复后“复阳”及对社区的威胁问题;关注COVID-19可能长期存在于患者体内的问题;关注COVID-19的无症状下的感染——这使得这个疫病格外危险——它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广泛传播,并最终打击弱势群体即老人及有基础疾病者。中国的宣传里没有强调COVID-19“对大多数人影响不大”,因为很显然,这种论调会放松人们的警惕,从而加大疫病的传播风险,从而加大弱势群体面临的风险。

中国叙事和美国叙事有本质区别。

中国叙事更加符合公共卫生的定义(public health)。“公共卫生”探讨的不是一个具体的疾病对个体的影响——因为这属于医学(medicine / medical science)的范畴。公共卫生探讨的是公共问题,即一个疾病或健康隐患对整个社会的总体影响。传染病可以波及社会大量人口,传染病的防控当然是公共卫生的重要课题。诚然,80%的COVID-19患者可以自愈,但更关键的是,COVID-19对老龄及基础病患者等脆弱人群有重大威胁。他们“不成比例”地承担着COVID-19对社会带来的健康影响。

无论社会、政府还是家庭与个人,都有责任去保护这个弱势人口群体。

基于此,我们提倡每个人都要佩戴口罩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个人防护,也是为了他人,为了全社会,为了保护社会的弱势群体。当大家都佩戴口罩,勤洗手,建立良好的卫生习惯时,病毒就无从传播。防疫是一个社会行为,需要社会集合全体力量众志成城地进行。这样的角度才是负社会责任的(socially responsible),这样的角度才符合维护“公共卫生”的定义。

相比之下,美国大致停留在个人卫生角度。呼吁每个人都对自己负责,做好防护工作,独善其身。在整个防疫叙事里,缺乏一种普遍的社会责任意识。

笔者听了很多美国专家和政客的讲话,他们最多就是呼吁老人和健康弱势群体务必避免前往疫情高发地区(潜台词,如果你还坚持跑去那种地方,染病就活该怨你自己了)。

中国的防疫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即便个人没有这个道德责任意识,政府和社会也会通过各种手段途径要求个人履行。

在美国(以及更广泛的西方),这种意识是不存在的。只有各自保全自己。

笔者想表达的是,中国全民防疫不仅仅是政治、制度的体现,也是历史、社会、文化、价值观的体现。中国更像社群主义、集体主义,每个个体都要服务于社会,都要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都要承担社会义务。

代表西方“灯塔”的美国是由简单朴素个人主义(rugged individualism)主导的。在这里,个人不能依靠政府,甚至不能指望社会,根本上是依靠自己。防疫就是一件极为个人的事情,每个人对自己负责。这与市场经济一般,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认为,只要每个人都为自己着想,每个人都希望在疫病之下保全自己个人的性命安全,那么“看不见的手”就会发挥该发挥的作用,让大家自觉行动起来抗疫。集体的抗疫自然就会带来社会的安全。

但如本文前面描述的“外部性”问题——疫病对不同人群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这就会造成“市场失灵”,使得社会集体防疫不可能发生。

在这个情形下,政府就必须站出来,履行维护公共卫生安全的责任,对“失灵的市场”进行必要干预。在中欧、北欧及“转型”国家,政府有这样的意识,民众有这样的期望,因此可能还好。但在个人主义主导、野蛮生长的美国,则人们不会依赖政府,根本上只会依靠个人(以及有限的社会团体)来防疫。

生活在中国社会里的人们容易把一切都认为理所当然,还对中国制度产生怀疑。其实中国制度来自中国文化,具有特别强的集体性、社会性、权威性、服从性。在防疫抗疫这样的问题上可能是个优势,因为社会更有可能一致行动,维护公共卫生安全,维护老弱病者。“公共卫生安全”是一种集体意识、社会责任和利他主义——戴口罩的目的不仅是保护你个人的健康,也是保护长者、弱者的安全。由于我们自己就身处这样的社会,有可能当局者迷,让我们反而看不到这种西方所看不到的集体精神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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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COVID-19全球疫情是一个人类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公共事件。传染病本身就有巨大的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研究价值,而在全球化之下,疫情在各国的快速传播及爆发,使得我们可以透过不同国家的应对进一步了解各国的制度、文化、历史差异,同时还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国自身,绝对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历史机遇。

疫情之下,笔者接连用多篇文章比较中西(特别是中美)之间的制度、文化差异,一些文章看似观点有相似,但切入点略有不同——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阐述笔者的观点,即中国的抗疫就是中国特色的呈现。我们不用去辨说中国抗疫模式的优劣,但可以承认,中国特色的抗疫来源于中国历史形成的社会、制度、文化与价值。

今天写到这里。笔者也继续笔耕,与大家共同见证、解析这一历史事件。

(全文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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