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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美国政治来到拐点?

作者:国际视野中国情怀
本文转载自:IPP评论(ID:IPP-REVIEW)
郑永年:美国政治来到拐点?
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桑德斯(图源:路透社)
郑永年:美国政治来到拐点?
美国民主党总统初选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人们所关切的是民主党哪个候选人有能力击败现任总统特朗普,是前副总统拜登还是佛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尽管有太多因素影响美国选举,但就意识形态来说,这次民主党初选提出的核心问题是,美国已经准备好走向欧洲式的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了吗?
一切始于1980年代由美国里根革命和英国撒切尔革命为起点而崛起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促发了长达数十年的经济全球化,或者如哈佛大学教授罗德里克(Dani Rodrik)所说的“超级全球化”。全球化连同加速发展的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一方面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巨量财富,另一方面导致了各国内部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巨大财富和收入差异,也造成社会的高度分化。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后,以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为标志,世界各国掀起了反全球化浪潮。如何回应全球化和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挑战?这是近10多年来世界各国政治力量所面对的核心问题。
在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政府希望通过传统欧洲式的方法来应对问题,包括强化政府的收入分配功能、社会保障和福利向社会底层倾斜等。不过,奥巴马的做法立刻被共和党视为引导美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特朗普因此而崛起。从历史来看,美国共和党代表大企业的利益,而大企业是美国推进全球化的有效工具。应当说,美国大企业也是这一波全球化的最大获益者。
特朗普看得很准,也很及时。作为商人,他深知美国大企业反对政府的高税收政策,反对欧洲式的福利社会主义。那要如何应对美国所面临的挑战和解决内部问题呢?特朗普把矛头对准了全球化,认为是所有问题的起源。对内,他再次把里根主义搬出来,主要是对企业减税。这些内外政策被特朗普视为“使得美国再次伟大”的方案。
特朗普右派民粹主义的政治操作也很成功,他成为总统之后没有食言,大力推进竞选时许下的承诺。因此,对内实行变相的里根主义,对外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反移民政策等。
不过,特朗普的政策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在内部,“再工业化”成效并不显著,也没能有效吸引美国资本回流;收入差异继续恶化,无论是白人中产阶层还是少数族群的情况都没有改善。在外部,其反全球化政策导致美国从诸多重要的国际平台“退群”,国际影响力缩减。这进一步导致美国两党政治前所未有的分化和对立。
郑永年:美国政治来到拐点?

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
在社会层面,美国人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偏好也一直在变化。2017年11月民调机构舆观(YouGov)的一项民调显示,大多数21—29岁美国人喜欢社会主义胜于资本主义,认为美国现存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对他们不利。在2017年11月的选举中,也有15名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的政治人物赢得地方和州的选举。
根据盖洛普(Gallup)民调公司的调查,在美国民主党内,社会主义越来越得到认可。至2018年,57%的亲民主党人士对社会主义持正面评价,这个数字在2016年是53%。同样,在亲民主党的选民中,对资本主义持积极态度的人,也从2016年的56%下降到2018年的47%。这种情况同样在一定程度上出现在亲共和党的群体当中。
在2018年,16%亲共和党的选民和37%美国成年人对社会主义持正面看法,而这两个群体对资本主义持正面看法的比率分别为71%和56%。此外,哈里斯民调(Harris Poll)2019年的一份调查显示,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社会主义,55%介于18岁和54岁之间的妇女倾向于选择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而同一调查显示大多数男性选择资本主义社会。根据2019年舆观一份民调结果,高达70%出生在千禧年的人,倾向于选择社会主义总统候选人,多于30%的人甚至选择共产主义候选人。
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是否可以对美国实际政治造成影响?这次民主党的选举可说是一个检验。
民主党参选人桑德斯也因而成了焦点。桑德斯自称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对北欧斯堪的纳维亚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情有独钟,多年来明言美国要学习欧洲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他甚至有选择地肯定了古巴的一些成就,例如医疗和普及教育等方面。他被美国具有民主社会主义倾向的社会群体(尤其是年轻人群体)所支持,被视为代表人物。
桑德斯2016年参加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角逐,尽管最终没有成功,但赢得了很大的政治影响力。过去四年,桑德斯在美国推动了一场民主社会主义的基层运动,迄今已经形成相当的声势。这一点与后来成为特朗普顾问的班农早些时候所从事的右派民族主义基层运动类似。班农以民族主义为核心的右派民粹主义基层运动,成为特朗普当选的社会基础。
这次民主党初选中,桑德斯提倡的很多政策引起了诸多美国人的共鸣。桑德斯认为美国的资本主义已经演变到强取豪夺的程度,所以必须以极端的方式削弱。他主张拿走公司20%股份,交由员工掌控;提倡全民健保、提高富人税和调涨最低工资等政策,也主张大学免学费。在环保方面,他要禁止核能发电,但要打造零碳排放经济。在对外贸易方面,桑德斯和特朗普同样批评开放市场和自由贸易。
不过,令民主建制派(或其他所有反桑德斯的人们)不安的,除了他提出的这些被视为左的政策之外,还有桑德斯特有的个性,或者一种类似特朗普的性格。桑德斯被视为具有一种信仰坚定者所拥有的“眼里容不下一粒沙”的特质。正如《经济学人》所指出的,桑德斯有一个危险的倾向,就是他会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对于已被特朗普以仇恨搅乱的美国政界而言,桑德斯的选战被视为进一步滋养仇恨。
这导致了目前桑德斯被各方所“围剿”的困境。他首先必须面对民主党的建制派。温和派的民主党人担心,桑德斯这些左的政策将使他被贴上激进左派标签,在对决特朗普时输掉大选,所以他们都转而全力支持被视为温和派的参选人拜登。
不过,在很大程度上说,这仅仅是表象。核心问题是桑德斯的主张一旦得以实施,不仅对美国既得利益集团(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产生冲击,也会对美国整体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影响。奥巴马那些极其表象的欧洲式社会主义举措已经遇到巨大的反弹,更何况是桑德斯如此激进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
或者说,桑德斯所代表的左派民主社会主义崛起的过程,要比特朗普所代表的右派民粹主义崛起困难得多。原因很简单,特朗普民粹主义的针对目标主要是外部力量(如外国政府、外国资本和外国移民),所提倡的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反对移民等政策对内部利益分配没有冲击力,或者影响不大;而桑德斯路线的针对目标就是内部既得利益者,会造成巨大的内部利益的重新分配。
美国自由主义面临哪些挑战
从历史来看,这个现象并不稀奇,是美国的常态。从经验来说,社会主义是欧洲的产物,美国从来就没有社会主义的土壤,美国社会主义的一些因素也是“进口的”外来力量。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一词在美国就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政治意识形态,是一种可以导致各方面团结起来加以抵制的意识形态。
早期从欧洲到美国的一些移民,也曾经在美国做“空想社会主义”的试验地,但美国本身从来没有产生过社会主义思想。美国每一次社会主义运动最终都没有积极的成果,这使得美国躲过了欧洲式的社会主义。
更有甚者,因为美国人意识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关联性或一致性,一些社会主义思想或进步思潮经常被视为共产主义运动,而遭代表资本主义既得利益的政府镇压。在美国历史上曾经出现两次所谓的“红色恐慌”(RedScare),指的就是在美国兴起的反共产主义潮流。第一次发生在1917—1920年间,俄罗斯十月革命爆发后,美国政府看到了无政府主义革命运动和政治激进主义背后的威胁,因而展开了一系列限制人民言论自由、驱逐疑似激进分子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运动。
第二次红色恐慌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47年,并在19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的催化下达到顶峰。1950年代初,共和党参议员麦卡锡大肆渲染共产主义对美国的渗透,煽动政界和文艺界的人士相互揭发,许多知名人士如演员卓别林、科学家爱因斯坦都受到牵连。
即使麦卡锡主义在1950年代中期走向衰退,这波红色恐慌中的“反共”思维,仍深深影响美国的许多政策。近年来,美国对中国的恐惧已经导致一些美国学者所认为的新版“麦卡锡主义”的兴起,即“逢中必反”。
实际上,桑德斯的“进步派”观点已经被美国的自由主义者视为西方自由主义的“敌人”。在民主党党内初选的“超级星期二”决战(3月3日)之前,历来代表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经济学人》,就形容桑德斯会让美国像是“陷入一场醒不过来的噩梦,美国人得赶紧清醒”。这份杂志表示:“有时候你从一场噩梦中醒来,却发现其实还在做梦,噩梦还在持续。美国越来越有可能面对这种情况。民主党参选人桑德斯即将把美国从特朗普的第一任期这场噩梦中唤醒”,却陷入另一场叫做“桑德斯的噩梦当中”。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几乎不可能成为一种独立的美国政治力量。当然,这并不是说,美国不需要欧洲式的民主社会主义。事实上,美国社会主义力量只能成为一种依附式的力量。正如美国前总统里根所说的,美国的社会主义力量是依附在自由主义之上的。言下之意是,美国的自由主义有能力吸收和消化欧洲式的社会主义力量。
事实也的确如此。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导致了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兴起,在美国则是通过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得到解决。之后,不断出现的一些倾向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力量,都是通过支持主流政治力量(主要是民主党)或其总统来实现它们的目标的。这种情况直到奥巴马时代都没有改变,例如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是奥巴马的坚强支持者。
美国的自由主义面临挑战。一方面,如温和派所指出的,若美国最后不得不在特朗普和桑德斯之间二选一,这两个选项都糟糕透顶,不会有好结果;另一方面,如果现在的情况继续下去,美国资本主义制度所面临的挑战会越来越大,造成最终的总体危机。因此,对他们来说,理性的选择是一名温和派(如拜登),促成温和派吸收和消化以桑德斯为代表的进步派的主张和力量。
不过,这不是问题的终结,而是问题的开始,因为没有人可以保证温和的自由主义派能够最终击败以特朗普为代表的激进右派。
对美国老百姓来说,民主社会主义或许是一个好的选择,如同欧洲国家已经证明的。问题是如何把这种认知转化成为实践,把这种意识形态转化成为实际的政策?看来,尽管民主社会主义力量不会在美国消失,但离总统宝座的路途仍然崎岖不平
郑永年:美国政治来到拐点?
郑永年:美国政治来到拐点?
本文作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
文章原载于《联合早报》2020年3月10日,经作者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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