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来临,电视剧《西游记》即将霸屏!然而,你可知晓,唐僧西天取经竟掀起中国与印度之间的一场“口水战”,交战双方围绕“谁才是世界中心”争论不休。尽管这种舍我其谁的“玛丽苏”心态在现代人来看有些幼稚可笑,毕竟地球是圆的,谁都能证明自己就是中心!

然而,回顾历史我们仍然可以窥视到,当传统的观念受到挑战,尤其是文化优越感遭受冲击时,人们所采取的态度——或理性分析、或包容无间、又或全盘接受。今天重新审视这一过程和其中的心态仍然不无意义。

本文节选自王邦维的《佛教的“中心观”对中国文化优越感的挑战》,原载于《国学研究文萃(哲学卷)》(2018年6月),看作者如何评述两种文化之间的微妙关系。

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族开始把自己所居住的最中心区域称作中国,因为我们的祖先相信,他们所在的位置处于世界的中心。但是,在与外部世界的逐渐接触中,这样的观念受到了挑战。尤其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发现自己的国家不一定就是世界的中心。印度佛教另有一种“中心观”。魏晋时期,佛教徒已经把印度称作“中国”,而不以中国为“中国”。到了唐代,玄奘法师从印度求法归来,写下《大唐西域记》,大大地增加了中国人对“西域”“西方”的知识,这样的观点更有了影响。

下面,我们以道宣的观点为例,介绍他论证“印度是世界中心”的理论框架。

(《大唐西域记》节选)

印度是世界的中心

        道宣是唐朝的一名僧人,著有一部《释迦方志》,其中的《中边篇》系统地讨论了世界的“中心”和“边缘”。他依托《俱舍论》和玄奘法师的《大唐西域记》,从五个方面进行说明,其中很多是他自己的发挥,这也使整个理论体系在细节上更合乎于实际。

1、以名实相符为依据

  “所言名者,咸谓西域以为中国,又亦名为中天竺国。此土名贤谈邦之次,复指西宇而为中国。……天竺之国,夏至之日,方中无影,所谓天地之中平也。”


        这里,道宣提到印度地区之所以被称为“中国”或“中天竺国”,在于夏至时节,正午时分,人立无影,可谓“天地之中平”。因而,在古人的视野里,“印度是世界的中心”自然名正言顺。

2、以地理方位为依据

        “中天竺国东至振旦国五万八千里,南至金地国五万八千里,西至阿拘遮国五万八千里,北至小香山阿耨达池五万八千里。”

  上述的“振旦”指代中国,“金地”相当于如今的东南亚一带,“阿耨达池”是佛教传说中的圣池。道宣认为,中天竺国距离东西南北四个方位的地区均为五万八千里,那么显然印度处在中心的位置。以“四至”来凸现中心,本是中国的做法,道宣如此论证可以说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了

3、以时令节候为依据

        “三言时者,谓雪山以南名为中国。坦然平正,冬夏和调。卉木常荣,流霜不降。自馀边鄙,安足语哉?”

        第三个论证看起来就有些牵强了,若是认为印度的气候适宜,在秋冬时节也未尝有凋零萧索的气象,便以此为中,也只能勉强算作一个理由。

 4、以水势支流为依据

        “此洲中心有一大池,名阿那陀答多,唐言无热恼也,即经所谓阿耨达池。……四海为壑,水趣所极,故此一池分出四河。各随地势,而注一海。故蔥岭以东,水注东海。达儭以南,水注南海。雪山以西,水注西海。大秦以北,水注北海。故地高水本注下,是其中。”

  这一段的论证颇为有趣,道宣认为佛教圣地阿耨达池分出四河,汇入大海。由于水从高处往低处流,因此印度居高地而处中心,乃“高水本注下,是其中”之意。且不论阿耨达池乃传说中的地名,事实上印度本身的海拔并不高,更不用说“以高论中”了。显然,在这段中道宣本人的猜想较多,从而产生误解。

5、以人文政治为依据  

  “凡人极位,名曰轮王。圣人极位,名曰法王。盖此二王,不生则已,生必居中。”

  道宣最后讲到“人”,“轮王”的说法来自印度,传到中国,也被中国的一些帝王所接受。最典型的例子是武则天,她把“金轮”应用于政治中,成为一种新的政治符号,目的是说明她就是“轮王”出世,神圣无比。然后他讲到“四人主”,分别是印度、胡国、突厥和支那(即中国)。

        “上列四主,且据一洲,分界而王,以洲定中。轮王为正,居中王边,古今不改。此土诸儒,滞于孔教,以此为中,馀为边摄,别指雒阳以为中国,乃约轩辕五岳以言,未是通方之巨观也。”

  道宣的意思是,确定世界的中心,应该从更大的范围来考虑,“以洲定中”,即以南赡部洲而论,而不仅仅只限于中国这一部分地域,中国因此也就不再是中心。他批评了“此土诸儒,滞于孔教,以此为中”的说法,指出这不是“通方之巨观”。这在当时的观念上可以说是一个进步。

(道宣像,收藏于奈良国立博物馆

印度是世界的中心?

       魏晋以来,以印度为中心的僧人中,当然不止有道宣,他不过是对这种说法进行了总结,使之显得更为系统化和具备理论的基础。在佛教之外,不用说正统的中国学者不会同意,即使是在佛教内部,就算承认印度的中心地位,对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仍然要表达出另一种的声音,那就是中国文化的优越和特殊之处。下面以几名中国僧人为例说明:

1、义净

        义净比道宣时间稍晚一点,他是唐初继玄奘之后去印度求法的另一位高僧,所取得成就几乎与玄奘相等。义净在介绍印度的情况时,常常要以中国作为对比,在《南海寄归内法传》开首的一节里,他十分赞赏印度,但同时也称赞中国

        “至如神州之地,礼教盛行。敬事君亲,尊让耆长。廉素谦顺,义而后取。孝子忠臣,谨身节用。皇上则恩育兆庶,纳隍轸虑于明发;群臣则莫不拱手,履薄呈志于通宵。”

 

2、慧立

        如果再仔细对比道宣和慧立在叙述玄奘印度求法经历时所用的文字,可以发现一些差异。道宣的《续高僧传》中卷四《玄奘传》讲到玄奘在菩提伽耶见到菩提树时的叙述是:

“奘初到此,不觉闷绝。

良久苏醒,历覩灵相。

昔闻经说,今宛目前。

恨居边鄙,生在末世。

不见真容,倍复闷绝。”

  而慧立《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三的叙述则是:

        “法师至礼菩提树及慈氏菩萨所作成道时像,至诚瞻仰讫,五体投地。悲哀懊恼,自伤叹言:‘佛成道时,不知漂沦何趣。今于像季,方乃至斯。缅惟业障,一何深重!’悲淚盈目。”

  虽然讲到的情形大体相同,但这里没有“恨居边鄙”一类字样。

        同样的情形,在提及玄奘曲女城大会论辩获胜一事时,道宣的叙述是:

        “仍令大臣执奘袈裟,巡众唱言:‘支那法师论胜,十八日来无敢问者,并宜知之。’于时僧众大悦,曰:‘佛法重兴,乃令边人权智若此。’”

  印度的僧众,虽然称赞玄奘,但“乃令边人权智若此”一句话,隐隐表现出的,仍然还是有点看不起包括中国人在内的“边人”。但慧立却丝毫没提到“边人”一类的话:

  “乃将法师袈裟遍唱曰:‘支那国法师立大乘义,破诸异见。自十八日来,无敢论者。普宜知之。’诸众欢喜,为法师竞立美名。”

  慧立的用语显然是有倾向性的。对于中国人或者更主要的是中国僧人来说,这里牵涉到在保持佛教立场的同时又合理恰当地对中国和印度文化做出评价。就文化的发展程度而言,古代的中国和印度实际上不相伯仲。对于中国僧人来说,一方面承认佛教来自印度,出于宗教的虔诚,一定程度上也承认印度的中心地位,部分人会接受印度为世界的中心的说法;但另一方面,作为中国人,也不能没有自己文化的认同感甚至优越感。

3、玄奘

       玄奘在《西域记》里讲到四大部洲,同时讨论到上文中“四主”的说法。他的叙述就表现出一定的价值判断:

        “时无轮王应运,赡部洲地有四主焉:南象主则暑湿宜象,西宝主乃临海盈宝,北马主寒劲宜马,东人主和畅多人。……三主之俗,东方为上,其居室则东辟其户,旦日则东向以拜。人主之地,南面为尊。方俗殊风,斯其大概。至于君臣上下之礼,宪章文轨之仪,人主之地无以加也。清心释累之训,出离生死之教,象主之国其理优矣。”

  “清心释累之训,出离生死之教”可以说是佛教或者说印度的“长项”,但“人主之地无以加也”一句话则是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最高称赞。而且,“三主之俗,东方为上,其居室则东辟其户,旦日则东向以拜”。把四个大的地区进行比较,其实是东方为上。像玄奘这样说话的风格,在一千多年后的今天,在中国人讨论中西文化优劣之时,似乎都还能见到。

(玄奘、义净行程图)

  当然,在文化的体认和评价上,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宗教信仰一样,求法的中国僧人们,在到达印度以后,对去留问题的态度也是不一样的。例如与法显一起西行的道整,到达印度后,就不愿意回国。“自今已去至得佛,愿不生边地。故遂停不归。”但法显的想法显然不一样。

     玄奘之后的义净,在他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一书中,详略不等地记载了唐初到印度求法的五十多位中国僧人的经历,每个人的情形和结果各不相同,有的希望永久留在印度,更多的却仍然愿意回到中国

小结

关于“中国”和“边地”的讨论以及所牵涉到的文化优越性的考量,一直延续到晚唐五代,但宋代以后就不大再被提起。究其原因,其实并不复杂。唐代以后,佛教在中国已经完全中国化,在中国的佛教徒看来,作为思想资源的来源地,印度已经远不如过去重要。印度是否是“中心”,不再是关心的主题。与印度相比,中国文化是否优越,也没有必要再作更多的讨论。佛教在中国已经完全自立。这个时候中国的几个有影响的佛教宗派的形成和理论的成熟,就是这方面最大的标志。中国人在文化上重新充分地具备了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和自信。这样的感觉,只有再过八九百年,到了清代的晚期,当一个更广大、更复杂的世界展现在中国人的面前时,才又重新受到更大的冲击和怀疑,至今余波未息。

从研究文化思想史的角度讲,今天重新审视这一段过程和其中的心态似乎仍然不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