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人节PK元宵节,中西狂欢节对比,春天“撒欢”是全球共性吗?

作者:李一鸣博士
本文转载自:浩然文史(ID:haoranwenshi)

1946年的4月1日,《上海时报》刊登了一个独家新闻,标题就叫《冯玉祥昨飞抵沪》。冯玉祥将军是著名的抗日英雄,在抗战结束后,他因为反对国民政府,而被特务机关监视。《上海时报》这个报道一出来,把当时的国民党特务机关吓了一跳,因为各路监视人马都没有收到冯玉祥到上海的消息。冯玉祥怎么就跑到上海来了呢?后来特务机构多方查证才搞明白,这原来是《上海时报》在愚人节这天开的一个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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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将军

上面这个故事,或许可以算是愚人节在传入中国早期,让人印象深刻的一次“表演”。说起愚人节传入中国,这个过程其实有两次,第一次就是上世纪初,第二次是改革开放之后。对这样一个以说谎捉弄人为主要活动的节日,中国主流的声音其实都是不认可的。毕竟咱们是礼仪之邦,怎么能过这种“说谎节”呢?

事实上,愚人节本不仅是“说谎节”,这种“离经叛道”的狂欢性质的节日,咱们中国历史上也不是没有,比如元宵节,就很有古代狂欢节的色彩。那么,东西方的狂欢节,哪个更“狂”一些呢?为什么不同的民族都在春天“撒欢”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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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情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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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愚人节不只是说谎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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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人节的起源,目前大概有十来种说法,认可度最高的还是起源于中世纪的法国。不过中世纪法国的愚人节,可不仅仅是说谎话而已,它的玩法比现在的愚人节可野多了。

在中世纪的法国,每逢愚人节,平日里高高在上的教士、主教、国王、贵族都要亲自下场,和普通民众一起参与活动。所以说当时的愚人节首先就是一个打破身份壁垒的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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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中世纪的狂欢

在愚人节的活动中,人们会选举出一位愚人节国王,或者是愚人节教皇、愚人节主教等,总之是一位象征着平日权威的角色。然后人们就开始百般戏弄这个角色。人们扛着选出的这个家伙全城游行,纵情饮酒,载歌载舞。

在这一天整个城市都充满欢快的笑声,人们不再顾忌平日里的身份,贵族和平民彼此嬉笑打闹都没有问题。在某些地方,大家还会化妆、戴上面具,这想必也是为了进一步抹平身份的差异。总之,中世纪的愚人节,实际上是一种对平日压力的释放,也是一种对身份壁垒的反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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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宵节也不只是吃元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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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说起元宵节的习俗,可能多数人能想到的就是吃元宵、赏月、看花灯等有数的几项,但实际上在古代挺长一段时间里,元宵节都承担着狂欢节的角色。为什么叫狂欢节呢?因为很多在平时要遵守的规矩,在这一天都不用遵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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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十二时辰》里的元宵节

比如说活动的时间和空间。我们知道中国在唐代及之前的朝代,是普遍地执行宵禁的,过去中国古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其实也不完全是主动地选择。但元宵节这天,“金吾不禁”,执金吾是负责维持京都治安的官员,他们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检查宵禁,也就是说,元宵节前后,宵禁停止了。

平日的晚上,普通人活动的空间只有自己家,但到了元宵节这天,大家可以上街赏灯、购物、歌舞、吃喝等等,活动的空间也大大地扩展了。比如《东京梦华录》里就记载宋代开封的元宵节:“游人已集御街两廊下。骑术异能,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声嘈杂十余里,击丸蹴鞠,踏缩上竿。”端的是热闹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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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吾不禁、热闹非常的元宵节

再比如人和人之间的身份壁垒。虽人与人之间因权力和财富的不同,社会地位相差很大。在平日里,很难看到官员、平民、读书人、劳动者等,这些不同身份的人密集地出现在一个地方,甚至连城市里的主干道,都要专门划出几条路,不许普通人涉足。

但在元宵节这天,这种身份性的壁垒也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了。东风夜放花千树,宝马雕车香满路,一夜鱼龙舞之下,自然也不可能再严格地区分哪些是有身份的人,哪些是普通百姓。甚至在某些朝代,皇帝为了满足个人娱乐的需求,或者为了展示与民同乐的胸怀,还会亲临元宵节花灯会的现场,让普通人都有机会看一眼皇帝的真容,这在平时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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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节的花灯

最后,可能也是最具狂欢色的,就是元宵节晚上,妇女同志们也可以上街看花灯,到了明代还产生了一种专属女性的“走桥”的活动,妇女同志们结伴在桥上走动,以实现求子、求健康等愿望。

在金元时期,元宵节前后还流行一种“偷俗”。元宵节前后,可以去偷别人家的东西,主人家就算发现了也不能责罚,还得拿东西上门去赎取。这种偷俗后来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男女大防,转变成了“偷人”,成了互有好感的青年男女约会私奔的理由,不过这种“偷”只能局限在未婚男女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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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金贵族

当然这种偷俗最早应当是流行于少数民族地区,后来在汉化的过程当中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私奔一类的习俗逐渐就没有了,但是偷菜的习俗却保留了下来,甚至一直到今天,一些南方地方还有留存。而且在解释为什么要偷菜的时候,实际上又包含了一点原始的与生育有关的祈盼,比如好的姻缘,比如求子之类的。这或许也是最早的私奔一类习俗的一缕余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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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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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愚人节和中国的元宵节,其实都有狂欢节的性质,两者的节日活动,都有对秩序、规则的反叛、反讽的意思。当然东西方环境、文化不同,具体的做法自然有差异。比如教权是西方中世纪重要的一极,西方的狂欢节中自然有对教权的戏谑,这点在中国的元宵节中就不明显。

从西方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在中世纪早期,身份性的壁垒其实并不是特别森严,所以我们能够看到法国的愚人节,有全民狂欢的味道在里面。而到了中世纪后期,贵族与平民之间的身份对立日益明显,再后来随着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开展,精英化、理性化的娱乐活动逐渐占据了主流的话语地位,而带有狂欢戏谑性质的愚人节,就被视为下里巴人的低俗活动,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至今只剩下说谎捉弄人这一点遗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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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化的娱乐活动赛马,平民难以企及

而在中国,皇权极端强大,官和民的界线深入人心,所以虽然中国的元宵节也有打破身份壁垒的意思,但程度跟西方中世纪早期的愚人节是不能相比的。

除了中国和法国,世界上还有很多民族有类似反秩序、反权威的狂欢节,而这些节日大多选择在春季进行。西方的狂欢节,或许跟基督教有关(四旬斋),但如果我们把视线拉到更久远之前,春日与狂欢或许有更久的渊源。春天来了,蜇虫始振,草木萌动,当先民们看到消失的万物重新萌发,感受到阳光的温度日渐升高,怎能不欢呼雀跃?春日与狂欢,或许也是留存在我们血脉里的远古记忆吧。

参考文献

朱婷婷:《越轨理论视野下元宵节的狂欢性》,《大众文艺》2013年第4期。

唐运冠:《游戏与法国11-17世纪的社会演变》,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

沈坚,唐运冠:《节庆游戏与“共同体”生活》,《浙江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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