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詹得雄

来源:南方杂志   华语智库

原文标题为《我是大变局的见证人》,首发于《南方杂志》2019年第11期,经作者同意转载


70年风云变幻,70年筚路蓝缕,70年风雨兼程,我们的共和国历劫弥坚!

我今年75岁,是所谓“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刚刚送走改革开放40周年,又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回顾生涯,特别是一辈子从事国际新闻报道的经历,自然有不少感悟。

时刻准备着!


家乡苏州解放的时候,我刚5岁。依稀记得大人把我从大街的店铺送到一条小巷深处去过夜。在西中市大街的德馨里口,看到一名撑拐杖的国民党伤兵在站岗。等天亮,穿草鞋的解放军已经从阊门进城了,大人说没听到多少枪炮声。

我家在阊门内开一家小店,记得一天木门板还没打开,就有好几位解放军进来购物,背后跨了小手枪。我的个子还不到他们的腰间,竟敢站在他们身后转来转去,用小手去摸摸枪,他们全不在意。父亲笑着售货,已没有了往日的紧张。小小年纪的我哪里知道,新中国就这样来到了我的身旁!

戴上了红领巾,每逢学校举行大队日活动,先吹小号,敲洋鼓,再唱少年先锋队队歌。活动结束时,大队长在前面高呼:“为建设共产主义——”,我们几百名队员举起小拳头高呼:“时刻准备着!”心里那种热乎,笔墨难尽。

这就是共和国黎明时我的一点记忆。我哪里知道,在我两岁的时候,英国首相丘吉尔已经发表了那篇著名的“冷战”宣言。在我三岁的时候,美国掀起了反共的“麦卡锡主义”。在我六岁的时候,抗美援朝开始了,我的一位堂兄去了朝鲜。上一年级的我,也参加了“捐献飞机大炮”的活动。

在我26岁以前,读书、参加各种运动、下农场锻炼,经历与我的同龄人差不多,不少人写了很多文章,就不细说了。不过,对于个人的人生际遇,倒是有一点感想。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古希腊先哲早就对人类喝道:“人啊,认识你自己!”人是什么呢?地球是宇宙中的一粒小沙子。个人只不过是时代大潮中身不由己的一粒更小而又小的沙子,但他不是一粒无知无觉的沙子。法国哲学家帕斯卡(1623—1662)说:“人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要真正认识自己,先要认识周围,认识国家,认识世界。在黄钟大吕奏出时代强音时,你还要倾听内心的呼唤,这声响来自悠远绵绵的血脉,来自世世代代的传承。它会默默地告诉你:这个使得,那个万万使不得。

基辛格来了


1970年底,26岁的我从唐山柏各庄解放军农场分配到北京新华社参考新闻编辑部(习惯称参编部)工作。这是一个跟外电外报打交道的业务部门,一天24小时把有价值的材料翻译好送有关部门参考。由神秘走向公开的《参考消息》报就是这个部门编的。为了扩大发行这张报纸,毛主席指示说,为什么共产党要把外国骂我们的话登出来给干部、群众看呢?是为了让大家“经风雨,见世面”,是为了“种牛痘”。只有打点毒素进去,人才有抵抗力。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我的职责就是瞪大眼睛看世界。说到历史,在井冈山的时候就有《参考消息》。廖承志回忆说,他在长征途中,还一边走一边翻译外电。有人讥笑“土八路”,说“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其实远不是那么回事。

我刚上班,一件件大事接踵而来。先是1970年《西行漫记》的作者埃德加·斯诺访华,毛主席与他长谈。1971年2月他回瑞士后写的有关报道,在意大利《时代》杂志和美国《生活》杂志上发表。我们看到后马上翻译出来,没想到送上去后,毛主席要在《参考消息》上全文刊登。很多人都如饥似渴地研读、思考。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第5个年头,读到毛主席对斯诺说,他觉得很多过火的口号“讨嫌”时,似听到云间的隐雷,有石破天惊之感。

1971年7月初的一天上午,大家正忙着工作,忽然我们那个部门的领导招呼大家,离开办公室到大礼堂(就是袁世凯那时的国会大厅)开紧急会议,他不用扩音器,一坐定便开门见山地说:“告诉大家,基辛格来北京了。”大家怔住了,随后便是可想而知的紧张工作。

中美关系就这样掀开了新的一页,有关情况国内外有很多回忆录,毋庸赘述,只想引用《尼克松回忆录》中的两句话。他在体育馆观看体育表演后,对运动员和观众的“令人生畏”的表现印象深刻,写道:“它证实了我的这一信念,即我们必须在今后几十年内,在中国还在学习发展它的国家力量和潜力时,搞好同中国的关系。否则我们总有一天面对世界历史上最可怕的强敌。”另一句是:“他们有意作出决定要保持谦虚,事实上他们绝对相信自己的文化和哲学极端优越,认为总有一天要胜过我们和其他所有人的文化和哲学。”虽然立场不同,不得不佩服尼克松的洞察力和睿智,可惜,47年后,特朗普总统和他的团队不肯选择“搞好同中国的关系”,罔顾“合作共赢”和“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瞪大眼睛看世界


1979年9月,我奉派到驻印度大使馆文化处工作。那时,改革开放的号角刚刚吹响,中国真心诚意地向西方学习,也向印度学习。印度的“绿色革命”“白色革命(牛奶)”曾引起我的关注。那时的中国人真是见什么都新鲜。在我出国前夕,看见报上报道用大筐装运鸡蛋破损太多。到印度后,发现他们的鸡蛋都用纸托。这不是好办法吗?现在的人哪里会想到用纸托竟也是一种进步。那时印度朋友友好地对我说:“你们要改革开放,很好,我们可以帮助你们。”谁想到,到我1993年底离任回国时,印度已派代表团去深圳取经了。

印度是文明古国,被西方誉为“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的民主制度到底怎么样,是我心头的一大课题。经多年的思考我认识到:印度采取这种制度并不是偶然的,是印度历史和现实的必然结果,好处是很不容易地保住了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多语言国家的大体上的统一,但付出的代价是执行力不强,很多想办的事很难办成。打个比方,印度是一个被西方偏心夸奖的“好孩子”,结果平平;而中国是“不听话的孩子”,不料,竟发展得那么快,到了“威胁”他们的地步。

我在印度一共八年的长驻经历,使我对“西方民主”持有比较清醒的认识。1989年我第二次赴印,不久有一位北大教授访印,临走时他对我说:“这次到印度,对我来说,是一次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有比较才有鉴别,才有比较客观的认识。那时国内盲信西方民主的人不少,从2005年到2015年的10年里,我陆续写了一些文章来剖析西方民主,用的都是外电外报的材料,回答为什么中国不能全盘西化,后来结集出版了《西方民主怎么看》。

退休之后到现在,我还一直在瞪大眼睛看世界,我看到中国在雨骤风狂中不断奋进,也看到西方正在走下坡路。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今年3月10日发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亚尔·弗格森的文章。他一开头就说:“如果你在30多年前告诉我,到2019年美国将跟另一个共产主义超级大国陷入另一场冷战,我不会相信你的话。如果你还告诉我,对美国年轻人来说,社会主义代表着时尚前沿,我会要求你去看精神科医生。但如今,我们正面临这样的局面。”

30年前是1989年。那时东欧剧变、苏联瓦解,西方一片狂欢,说什么“历史终结”了。那时候,那帮新保守主义分子真是狂妄啊。似乎地球是一团随便由他们玩捏的橡皮泥,想怎么捏,就怎么捏。他们把马克思画成教堂门口坐在《资本论》上乞讨的乞丐。2001年“9·11”事件突发,2002年起美军在阿富汗与伊拉克由狂而悲,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历史的进程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西方学者又在翻开《资本论》寻找当前难题的答案。通过快讯、急电,我和同事们目睹了这一件件事情的发生、发展,度过一个又一个难眠的夜晚,不夸张地说,我们是大变局的见证人。

哪种声音得人心?


变化从来不是无缘无故的,西方也在反思。曾效力过5位美国总统、10位国务卿的美国资深外交官威廉·伯恩斯在他的新书《内部渠道》中写道:“美国人常常禁不住认为:世界是围绕我们旋转的。我经历了一番艰难才领悟到,其他人和其他社会都有自己的现实,这些现实对我们并不总是友好的,但是了解它们是明智外交的起点。”

他讲到了点子上,但还没讲原因。资本主义大约有500年的历史,在原始积累和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大大繁荣了,于是经历过海盗生涯和殖民开拓的先辈们,留下了“一生下来嘴里就含着银勺子”的后代。他们一直怀有“我们很富裕,我们很高尚”的偏执,认为盎格鲁·撒克逊白人基督教的伦理必将普世,凡是与之不同的,都是对手和敌人。

2019年4月29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事务主任、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家基伦·斯金纳在一次研讨会上谈到当前中美争端时说:“这是一场与一种完全不同的文明和不同的意识形态的斗争,这是以前从未经历过的。”“同样引人关注的是,这是我们第一次有了一个非白种人的大国竞争对手。”显然,她不同意伯恩斯的书。

这种以“文明冲突论”为标志的“新冷战”,马上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质疑和谴责。当今世界有两种声音:一种是“美国第一”“大国竞争”,另一种是“合作共赢”“人类命运共同体”。哪种声音得人心呢?凡是不用去看精神科的正常人都会有正确的选择。

细想此生走来,竟从没摆脱过“冷战”一词,相继见识过“后冷战”“后后冷战”以及现在一些美国人嚷嚷的“新冷战”。70年风云变幻,70年筚路蓝缕,70年风雨兼程,我们的共和国历劫弥坚。在我们的面前还有一个又一个70年,走历史必由之路就是我们的历史使命。

关山初度尘未洗,策马扬鞭再奋蹄。有了5000年历史传下的美德,有了革命先辈为我们留下的一代代坚强领导核心,展望前途,我是乐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