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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注中国的多头、空头和滑头

作者:戴老板

本文转载自:远川研究所(ID:caijingyanjiu)

押注中国的多头、空头和滑头

来源|远川研究所(ID:caijingyanjiu)

作者|戴老板

支持|远川研究宏观组

头图|电影《华尔街之狼》截图

1994年,在华尔街上班不久的沈南鹏从美国到香港出差,在飞机上,他捡起一本《Time》杂志,翻到一篇名叫“The Making of An Economic Giant”(经济巨人的诞生)的文章,里面把90年代的中国描绘成蜜糖之地,这让在国外待了6年的沈南鹏大为触动,萌发了回国的想法。

就在同一年,河南驻马店文科状元张磊刚从人大毕业,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国企五矿集团,整天搭绿皮火车去偏远省份给公司收购矿山资产。1997年,张磊决定去美国深造,申请的就是沈南鹏毕业的耶鲁管理学院,十年后,他成为耶鲁建校300多年来唯一的一位中国校董。

沈南鹏1994年决定回国后,第一站选择了雷曼香港,后来又跳去德意志银行,主要工作就是帮内地企业发债、并购和上市,白天在酒桌上觥筹交错,晚上回酒店做模型写材料。1998年,感受到互联网行业正在急剧升温的沈南鹏决定回上海创业,而张磊那会儿则刚去耶鲁报到没多久。

1999年春节过后,沈南鹏跟同为上海交大毕业的梁建章等人一起成立了携程,又搞定了IDG的章苏阳和软银的石明春,拿到数额不菲的美元融资,用了不到5年就把公司带到了纳斯达克,并在此期间成立了之后也顺利上市的如家。两次成功创业,为沈南鹏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和声望。

比沈南鹏小五岁的张磊,此时正凭着略带河南口音的英语在耶鲁校园里闯荡。1999年,他申请到了耶鲁投资办公室的实习,并得到了投资大师David Swensen的言传身教,形成了扎实的基本面研究和价值投资风格。这对一个未来以投资为职业的年轻学生来说,是一个世界级的梦幻开头。

两个人沿着各自的轨迹开始加速,而此时的中国也在以史无前例的速度狂飙。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制造业在全球定价体系下迅速绽放,城镇化和科技化更是全面提速,催生出无数企业家和创业公司。目睹这些浪潮的沈南鹏和张磊,都有了“成立自己Fund,参与这个时代”的想法。

于是在2005年,两个耶鲁毕业生成功在国内投资领域会师,一个创办了高瓴资本,一个成立了红杉中国基金,十几年后,他们将分别登顶。

01

高瓴其实不是张磊的第一次创业,而是第二次。

1999年底,互联网浪潮席卷全球,还差三个月毕业的张磊按捺不住创业冲动。拿到了导师为他保留一年学位的许可后[1],他便回到北京,跟两个同学创办了一家叫做中华创业网(SinoBIT)的公司,号称中国首家创业投资门户网站,简单说就是披着36氪的外壳,做着FA的生意。

公司于2000年2月28日正式成立,并在北京长城饭店举办了盛大的发布会,很快就吸引来了1000多份商业计划书。在一篇报道中,SinoBIT完成第一单只用了10天:收到申请的第2天便给了反馈,第8天就对接到了投资人,第9天签约,第10天资金到账,的确是互联网速度。

第一单的创业团队来自深圳,主营业务是网络即时通讯,在报道中被称为“中国的ICQ”,创始人姓马,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公司名字叫文赛,而不叫腾讯。

互联网泡沫破灭后,SinoBIT的业务显然无法维持,张磊只能继续回到美国读书。毕业之后,他先去了一家做新兴市场投资的机构担任基金经理,然后又出任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驻中国的首席代表。不过显然,这种光鲜的高级打工者的身份,并不是张磊的梦想。

2005年,他创办高瓴,而做多中国,是张磊新公司的slogan。在路演时,张磊提的口号就是[3]:“中国正在崛起,高速火车正在驶离车站,请立即上车!”他向投资者兜售的不是一个行业和赛道的故事,而一个国家的故事, “重仓中国,重仓未来”是他展示给投资者的策略。

显然在他眼里,“中国就是未来”。

回到2005年,中国的速度有目共睹,但真正相信国内能诞生伟大科技公司的人凤毛麟角,信念强大者如任正非,当年都差点儿把华为卖掉。押注中国的创新,无论是沈南鹏那样“买下了半个中国互联网”,还是张磊那种扑上去“一投到底”的打法,都需要信念甚至信仰。

这种信念,也给了两人丰厚的回报。在《福布斯》的“全球最佳创投人”榜单中,沈南鹏已连续两年位居榜首,旗下红杉中国管理超过2000亿人民币;而高瓴的规模更是超过了5000亿人民币,旗舰基金年化回报达到40%,成为中国乃至全球资本市场上最卓越的投资机构之一。

两家公司一个重速度,强调投风口、买赛道,一个重前瞻,学院派、强调研究驱动,均已开宗立派,自成体系。

小马哥曾这样评价沈南鹏和他的红杉中国:“腾讯过去也做了数百亿美元的投资,基本上每一个项目都会看到沈南鹏的团队已经在一两年前进去了。” 另一方面,很多投资机构在覆盖某些刚进入视野的行业时,往往会绝望地发现“高瓴无处不在”,甚至“把行业都捋过一遍了”[4]

这两人在圈外的知名度不高,不过他们仍然会登上大众新闻的版面。比如2016年《欢乐颂》中,靳东扮演的大佬谭宗明据传就以沈南鹏为原型,并引发猜测:谭宗明在剧中亲密关怀的安迪(刘涛饰演),在现实中到底是谁?而且有意思的是,在2019年靳东主演的另一部热播剧《精英律师》中,他直接说出了“高瓴”这样的台词。

娱乐圈对投资其实没概念,按照《欢乐颂》里刘涛展现的金融水平,沈南鹏要是这等挑人水准,红杉中国恐怕早清盘好几次了。

02

张磊在2010年给母校耶鲁捐了888万美元,一时引起轰动(其实同年他还给母校人民大学也做了捐赠,但关心的人不多)。不过,他不是给耶鲁捐钱最多的中国人,捐的最多的,是跟耶鲁八竿子打不着的潘石屹。

2014年,潘石屹夫妇向哈佛大学捐了1500万美元,3个月之后又向耶鲁捐赠了1000万美元。根据两人的口径,这笔捐款主要“用于在哈佛读书的中国贫困大学生”,只有家庭年收入低于6.5万人民币的学生才可以申请。很显然,这番说辞并不能阻挡中文互联网上滔天的讽刺。

甚至一名耶鲁二年级学生也在Yale Daily News上撰文质疑[5],“我很难相信这笔钱不能更好地花在其他地方,或者以对低收入中国学生更有利的方式。”在2015年,潘石屹做客《金星秀》被揪住穷追猛打,尴尬的样子,像极了高晓松被王利芬问到美国绿卡时的那个瞬间。

企业家有处置自己资产的自由,旁人无权置喙,而且慈善这种事情,也不该套用“厚此薄彼”的标准,更何况潘石屹在国内公益方面的投入并不少。但有趣的是,潘石屹这些年展示给公众的画风,总是一副“挥手自兹去”的感觉,而且几乎从不掩饰,连样子都懒得做。

在连续出售资产,并大手笔海外并购多年后,最近SOHO中国又传出整体打包40亿美元卖给黑石的传闻。而除了一些心不在焉的官样回复,潘石屹似乎毫不关心别人的看法。要知道,连“成功”抵达的贾跃亭都还在卖力地向故乡人民表演梦想,潘老师却把意图写在脸上。

不过潘石屹的路人皆知,比起几年前盛行的“资产美元化,负债人民币化”的操作来说,还是小巫见大巫了。

所谓“资产美元化,负债人民币化”,字面意思就是“在国内借钱,在国外买资产”,但这种模式背后往往有更诛心的初衷:充分利用阶段性的资产高估,如地产和股市,以被高估的资产价格为锚(而不是现金流能力),套取巨额的债务资金,然后用跨国并购的方式转移到海外。

而一旦国内的资产价格遭遇波动,这些抵押物就变成可以随时放弃的鸡肋,负债和坏账留给冤大头的金融机构,境内的一切都与它们无关,而国外的资产则大都是现金流良好的酒店、院线、俱乐部或商业楼宇,二代们接起班来也方便。这比人肉搬家的效率显然高得多。

前两年,把卖给工薪阶层普通老百姓的保险,换成稀缺地段的华尔道夫酒店,或者把创业板200倍估值套出来的现金,换成美国所谓的“研发中心”,在投资和实业圈里俨然是一种时髦。在2018年,这头哭喊着质押爆仓、那头享受着海滩别墅的上市公司老板,数量不少。

以前,潘石屹喜欢给媒体讲励志故事,其中高频出现的一个故事发生在1987年,准备创业的他变卖家当辞职南下深圳,身上只有80多块钱。当时深圳是特区,进去需要办理“边防证”,潘石屹没办证,就不得不先花50块钱请人带路,在铁丝网下面找了一个洞,偷偷爬了进去。

三四十年过去了,中国已经天翻地覆,但在很多人的心里,仍然有那么一张想要绕过去的网。

03

中国的企业家和投资人,是站在社会金字塔顶端的一群人。但他们仍然容易犯三个错误:把节奏问题当结构问题、把周期问题当趋势问题、把局部问题当普遍问题。

首先,把节奏问题当结构问题

节奏是事物发生的轻重缓急,结构是事物发生的根本机理。比如贸易战对中国科技行业的打压,本质上是一个节奏问题,对于中国攻克高端产业这件事来说,只会放缓它实现的节奏,但不会改变它背后的结构(全球最大市场+最大人才梯队)。

但很少有人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大多数的企业家和投资人,在岁月静好的阶段,也看好中国的未来,但往往被节奏的变化甚至反复所吓坏,错把节奏问题当成结构问题,经济一放缓就大呼小叫,产业一挫折就悲观沮丧,环境一变化就收拾细软,忽视了那些不易改变的结构优势。

其次,把周期问题当趋势问题

经济有周期,行业有周期,货币有周期,政策有周期,甚至投资人的情绪也会有周期,但很多人无法区分短期困境到底是一个周期问题,还是一个趋势问题。货币的开闸和关闸,政策的收紧和放松,情绪的低落和高涨,都会扭曲他们的想法和操作。

有个在某股票社区做运营的朋友,他统计过一个很有趣的结论:股市连涨三个月,正能量帖子最多,股市连跌三个月,负能量就爆棚,需要连夜加班审帖。后来他发现,不光是他的论坛有这个现象,微博和朋友圈也都一样:只要能挣钱,什么都好说,反之就谁也不爱。

最后,把局部问题当普遍问题

喜欢用自己隶属的群体来表征大环境,高估自己的重要性,低估他们视野之外群体的存在和权重,是一个普遍问题。很多人分不清这片土地的基本盘,到底是那些在一线城市焦虑的精英中产,还是五环外认同并赞赏民族复兴的普通老百姓。

喜欢用自己来代表别人,是人性固有的弱点。在一线城市群体把持话语权的媒体世界里,人们对“本科率只有4%”表示惊叹、对“10亿人没坐过飞机”感到新奇,对谁在购买拼多多上那些廉价商品感到不理解……很自然的,他们就会把自己的关注点,误认为是全民的关注点。

在这三个错误的交织下,投资群体逐步演化成三种人:多头、空头和滑头。多头能够分清什么是投资的主要矛盾,什么是投资的次要矛盾,坚定看好中国人的能力,愿意为中国优秀企业家的愿景和梦想开出巨额支票,他们的勇气和执着,自然也会得到时代丰厚的奖赏。

无论是多头、空头还是滑头,都是自己的选择,只要在合法范畴内,可以被归类,但不能被指责。当然,回过头来看,Long China其实是过去二十年全球最好的投资策略,无论是前十年的重化工业创富潮,还是后十年的科技互联网创富潮,中国的机遇之多,难觅对手。

在不同的选择下,有人身价倍涨,有人黯然离场,有人焦虑彷徨。

04

2008年10月16号,巴菲特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Buy American I AM,中文翻译就是“我正在买入美国”。

当时正是金融危机最严峻的时候,巴菲特意在提振信心,在文章中,他用简练的文笔写道:“20世纪,美国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代价高昂的军事冲突、Great Depression、无数的不景气和金融恐慌、石油危机、流感时疫、总统辞职等。然而道琼斯指数从66点涨到了11497。”

坚定做多美国向来是巴菲特身上的一个标签。有意思的是,前段时间我帮一位正在募资的朋友修改路演材料,他PPT的标题本来是“坚定看多中国未来,长期配置核心资产”,后来在路演前却临时改掉。我问为什么,他颓然地说:渠道经理觉得太红,客户会心生反感。

何以至此呢?而在他路演完两个月后,反倒是中国投资人推崇的芒格在2020年Daily Journal股东大会上直截了当地对提问者说:“世界上最强大的公司不在美国,中国的公司更强大,增长更快,我对它们有投资,而你们没有,我是对的,而你错了。”

外人比自己更敢于表达,真是件咄咄怪事。

而站在现在的时间点,一个老问题同样需要新答案:在疫情后的时代,历史驶向无人之境,你是否愿意坚定看多并重仓中国?

参考资料:

[1]. 三驾马车闹GM,继东,中外企业家,2000年

[2]. 企业融资成功案例,华东科技,2000年

[3]. 遇见大咖,中央电视台,2018年

[4].高瓴是怎样炼成的,36氪,2019年

[5]. A well-intentioned mistake,Yale Daily News, 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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