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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实记录这场运动对任何专制主义来说,都将成为一个威胁”

作者:周策纵
本文转载自:活字文化(ID:mtype-cn)

由于这场运动在经济、社会、政治和思想各方面,也都提供了或认同了许多新的因素,因此它成为了解现代中国的首要关键。由于随后几十年绝大多数激烈的论战和斗争都是由这场运动所触发,若是不研究它,我们必然会误解这些真正论争的渊源和性质。事实上,当今中国的政治局势可以说是直接或间接由这场运动发展出来的结果。“五四”的余波并没有消失,它一直持续到现在,并且可能指向将来。

“忠实记录这场运动对任何专制主义来说,都将成为一个威胁”

本文摘自著名历史学家周策纵所著《五四运动史》之导言

“忠实记录这场运动对任何专制主义来说,都将成为一个威胁”
周策纵,著名历史学家。抗战时期在中央政治大学获得学士学位,战后赴美国,获密歇根大学硕士、博士学位,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东亚系终身教授。曾担任哈佛大学访问学者、研究员,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荣誉研究员,以及香港中文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斯坦福大学客座教授。曾获美国福特基金会学术奖、美国卡耐基基金会学术奖、美国古根汉学术奖、美国科学院学术奖,专长研究中国哲学、五四运动史等领域。

1919年5月4日,中国学生在北京游行示威,抗议中国政府对日本的屈辱政策。由此引起一系列的罢课、罢市、罢工及其他事件,终于导致整个社会的变动和思想界的革命。没过多久,学生们就为这新起的时代潮流起了个名字“五四运动”;后来这个名词的内涵却随着时间的演进比当初大大地扩充了。

本书所说的五四运动便是就这广义而言。大体来说,这个运动的主要事件发生在1917年到1921年之间;现在先把它的经过简述如下。由于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1919年巴黎和会做出山东决议案,激起中国民众高涨的爱国心和反抗列强的情绪,中国学生和新起的思想界领袖们得到了这种群众情绪的支持,发起一系列的抗日活动和一项大规模的现代化运动,希望通过思想改革、社会改革来建设一个新中国。他们最着重提倡的是西方的科学和民主观念。而中国传统的伦理教条、风俗习惯、文学、历史、哲学、宗教,以及社会和政治制度,都遭受到猛烈攻击。这些攻击的动力多是从西方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实用主义(pragmatism)、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无政府主义(anarchism),以及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socialism)思想而来。

“忠实记录这场运动对任何专制主义来说,都将成为一个威胁”

5月4日的抗议示威则发展成这一系列活动的转折点。新兴的商人、工业家和城市工人随即都对这次示威的目的表示同情和支持,终于迫使北京政府让步,改变内政和外交政策。这次前所未有的大联合获得的胜利,为他们所鼓吹的文化、思想铺平了道路。但是此后不久,运动逐渐卷入政治旋涡,最终使得运动中结成的新式知识分子联合阵线崩溃了。那些自由主义者不是失去了热情,就是裹足避免参加政治活动;相反地,左翼分子则通过政治捷径,联合国民党,以推翻北京的军阀政府。西方诸国对此番运动的态度因此由同情转变为疑虑或反对,他们态度的转变也是促使运动分裂的一个主要因素。此后,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越来越得势,无数复杂难解的争执纷然竞起。

五四运动的影响很广:它推动了学生运动和劳工运动的抬头,国民党的改组,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政治社会集团的诞生;反军阀主义和反帝国主义得到发展;新的白话文学从此建立,而群众的普及教育也因此大为推广;中国的出版业和公众舆论的力量都大有发展;这场运动还加速了旧式家庭制度的没落和女权运动的兴起。此外,五四运动的巨大影响还包括,儒教的无上权威和传统的伦理观念遭到根本的致命打击,而输入的西方思想则大受推崇。

“忠实记录这场运动对任何专制主义来说,都将成为一个威胁”

在中国历史上,可以找到许多与五四运动在某些方面存在相似的事件。由学生带领,批评或干涉政治的例子屡见不鲜。最早见于记载的,是郑国人在乡校里批评朝廷的事件,发生于公元前542年,即孔子诞生后9年。郑国当时的执政子产没有听从别人的建议去关闭学校,而是虚心接纳了批评。他说:

“(毁乡校)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

他这种开明宽容的政策受到当时及以后许多中国历史学家(包括孔子在内)的赞赏。

在西汉末哀帝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1000多名太学的学生在博士弟子王咸的领导之下,抗议朝廷惩处一位刚正的官吏司隶鲍宣。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太学学生直接干涉内政的事件。在公元2世纪东汉时,太学生郭泰和其他人联合了朝臣和思想界的领袖们,大胆批评朝廷和宦官,后来数百官吏和学生被当作“钩党”关入牢狱并判处死刑,造成“党锢”事件。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主要的党争。

在宋朝(960—1279),学生运动更趋于空前普遍。徽宗宣和七年(1125),太学生陈东(1087—1128)领导太学学生,请求皇帝处死宰相和部分军事领袖,控诉他们处理国事失误;但是这次上书没有任何结果。第二年,即钦宗靖康元年(1126),陈东又率领几百名太学生伏阙上书,当时支持他们的“军民不期而集者数万人”。他们要求皇帝惩罚宰相,起用李纲为相,并且采取强硬的外交政策,以抵抗北方来的金人的侵略。皇帝的内侍遭受民众猛烈的袭击,被杀死了数十人。结果朝廷处死了与这次暴力行动有直接关系的民众数人,但也受到民意逼迫,改变了一些外交和内政政策。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在校学生领导平民干涉外交政策的典型例子。后来陈东和许多其他学生也都被处死了。然而,在宋朝后期仍然发生了五六次类似的学生运动,并且还有学生罢课事件的记载。在宋代的历史里,也可以找到教师们鼓励或支持学生运动以反抗朝廷的事例。

依循这些先例,明朝(1368—1644)的学生运动,更连续不断地卷入党争的旋涡。

这种学生干涉政治的现象为什么会在中国发生呢?在君主政体之下没有真正的立法机构,或一种民众代议制度,少数受过教育的群体想要设法表达自己的观点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中国几千年来,在危难时期,往往是官办学校,通过教职员和学生团体,担当起公意代言人的角色。中国早期和现代的评论家们大抵都赞同这种活动。例如17世纪,著名学者和思想家黄宗羲(1610—1695)实际上就曾主张过一种政治制度,把学校当作消息灵通的发表公共舆论的场所,或一种立法代表机构;并且他认为这种制度是中国上古的“三代遗风”。

“忠实记录这场运动对任何专制主义来说,都将成为一个威胁”
黄宗羲(1610年9月24日-1695年8月12日),明末清初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教育家。“东林七君子”之一黄尊素长子。黄宗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他说“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皇帝的“一家之法”,从而限制君权,保证人民的基本权利。黄宗羲的政治主张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对其后反专制斗争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五四运动的学生们接受了这种学生负有政治使命的传统观念,可以从他们的出版物中再三强调这一观念作为证明。但是20世纪的学生运动和它们的传统模范,却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学校”和“学生”二词在中国古时的用法,不同于五四运动时期的一般用法,事实上,也不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学校制度已逐渐改向西洋方式时的用法。传统的官办学校,套用现代的制度来比较,大致从中学阶段开始,它们与科举制度关系密切,这些学校既是未来官员的人才储备处,同时也是学习机构。因此,它们比起今日的学校来,入学的成年人似乎较多,而年轻的知识分子较少。这些官办学校的成年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关切,又超过一般散布各地、在私人教师教导下年纪较轻的学生。换句话说,就是中国传统的私塾由于它们多半是独立的,组织规模也比较小,所以很明显地,比起公立学校来,不太能够参加学生运动。不过一些规模较大的私立或半公立的“书院”,有时候却对民意发生过影响。

同样地,“五四”时代的文学和思想变动就某方面说,在历史上也有先例。周朝(约前1046—前256)的后期,文学和思想都有非常重大的进展。当时文字的语汇里加入了许多新的地方语成分。唐朝(618—907)发生了一次重要的文学改革,就是所谓“古文运动”。新的诗体和新的散文体的成就都很大,佛教的禅宗也逐渐发展。随后,宋朝(960—1279)出现理学,以对抗中世纪精神。在元朝(1271—1368),新的戏剧形式发展欣欣向荣。明朝(1368—1644)时,白话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大为流行。后来到了清朝(1644—1911),研究古典学术的考据学兴起,以填补过去理学、心学的空虚。尽管有上面那些先例,五四运动在活动的广度和意义的深度两方面说来,仍然是独一无二的。

第一,这是中国知识分子首次觉察有必要彻底改革中国文明。在与现代西方接触以前,除了印度佛教的影响之外,中国文明从来不曾严重地受到外来势力的全面挑战。佛教虽曾密切地触及中国思想和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但对中国主要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影响却较小。

由于西方在科学和其他方面超前了几百年,加上其他许多由于双方社会殊异而产生的因素,使得西方对中国的影响远非过去那些外来影响可比。在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证明了西方列强势不可挡之后,中国知识分子中的领袖人物开始觉悟到中国确实有学习西方科学的技术的必要,尽管他们仍旧认为中国的传统制度和传统思想比西方高明,因此不需要改革。

经历了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国被日本打败以后,她对西方文明的第一个反应阶段也宣告结束。从那时起,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鉴于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就,认为除了要学习科学的技术之外,中国还应当效法西方的法律和政治制度;但他们仍然坚持那些他们心目中认为更基本更实质的中国哲学、伦理观念和传统社会的基础原则,不应当被改变。张之洞在1898年用一句话简单扼要地表达了这个观念:“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可是1898年的戊戌百日维新无法把倡议的法律和政治制度改革付诸实现,而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只完成了其中的一部分。民国建立以后,军阀势力的抬头和两次复辟帝制运动的企图都证明,倘若只改革法律和政治制度,而不做其他方面的变更,一定难以取得进展,于是发展到第三个阶段,就是五四运动时代。

在这一运动期间,新兴的知识分子不仅公开主张需要介绍西方科学技术、法律及政治制度,而且还宣称传统的中国哲学、伦理观念、自然科学、社会学说和制度,都应该彻底重估,参考西方的这些部门,重新创造。这不同于前一时期鼓吹的那种有心无意的改革或是局部革新,它是一种广泛的、热烈的企图,要推翻那停滞不前的旧传统的基本因素,而以一种全新的文化来取代它。

“忠实记录这场运动对任何专制主义来说,都将成为一个威胁”

五四运动也显示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个人人权和民族独立观念的迅速觉醒。它通过从思想和行动方面团结群众的方法,加速了中国循着“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制度形态而达到统一。当然,中国的人口众多——恰如罗素(Bertrand Russell)所说的“人类的四分之一”(a quarter of the human race)——他们想要达到个人解放,促进民族国家意识和社会平等,即使再过几十年,也不可能完全达到目的。然而,这段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因循这些方向所加强的自觉和活动,仍是一件具有全世界性意义的事。这也是所有历史学家都承认的。

更进一步说,由于这场运动在经济、社会、政治和思想各方面,也都提供了或认同了许多新的因素,因此它成为了解现代中国过去40年(这是从1959年倒算起。——译者)的首要关键。由于随后几十年绝大多数激烈的论战和斗争都是由这场运动所触发,若是不研究它,我们必然会误解这些真正论争的渊源和性质。事实上,当今中国的政治局势可以说是直接或间接由这场运动发展出来的结果。“五四”的余波并没有消失,它一直持续到现在,并且可能指向将来。

不但如此,近代中国大多数领导人物,从文学、哲学,到经济、政治等各界,大都受过“五四”时代的教育和训练,而且多因参与这场运动才开展他们一生的事业。这次经验一直影响着他们的思想和心理。虽然一些守旧分子把所有中国后来发生的灾祸全都归罪于“五四”,但是年轻一代几乎全都认为“五四”对他们始终有着“深厚”的恩惠。一位重要的报纸主笔曾说:“我是‘五四’时代的青年。‘五四’开始启迪了我的爱国心,‘五四’使我接触了新文化……无论如何,‘五四’在我心灵上的影响是终生不可磨灭的。”

“忠实记录这场运动对任何专制主义来说,都将成为一个威胁”

综合以上所有事实,我们可以合理地断言,若是不知道这场运动的主流,绝不能充分了解现代中国的本质、精神和情绪。最后,在我们评述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时,更不能忽略这个运动。我们都知道,这期间对中国传统伦理观念、习俗和制度最大的挑战,就是以自由主义、民主、科学等观念的面目出现的西方思想。

西方各国的,尤其是美国的巨大影响是不可否认的。然而,受到苏联快速发展的事实的激励,伴随着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在此后的几年里,社会主义思潮变得更具影响力。西化重点在此时从自由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这个现象可以用下列各种原因来解释:中国需要急速工业化,多次屈辱地战败,同时具有权威主义的政治传统,加之社会主义的理想主义对一个基于合作、而非基于个人主义的社会可能产生较大的吸引力,还有国民党在这场运动期间和随后的种种政策。另一方面,西方列强为了争取中国经济利益而采用种种遭人厌恨的帝国主义手段,以及中国自由主义者的错误政策和低效率,都证明了西方文明的大缺点。除此以外,若是仔细研究西方各国对五四运动本身的政策和态度,也可以帮助我们对这次思潮起落转变的原因,有进一步的了解。

“忠实记录这场运动对任何专制主义来说,都将成为一个威胁”
本书是著名历史学家周策纵先生的代表作。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集中细致地描述了五四运动的成因、社会支持力量和发展经过,厘清了由学生发动的“五四”事件如何一步步扩展为一场全国性的政治爱国运动;下编剖析了五四运动对政治、社会、文学和思想领域的影响,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以及当时的各种社会政治思潮。作者引用的资料翔实,论证客观,对新式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和历史命运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本书呈现了一幅完整的“五四”历史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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