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的潜在群体治安事件威胁

本文转载自:华语智库(ID:huayujunshi)

作者:王烜(华语智库高级研究员)

我们先来想象一个可怕的场景:某年深秋,由于暂时的突发性危机导致的失业潮,经过一段时间酝酿,在别有用心的势力鼓噪下,某国数千名无知青年、盲流、闲散人员开始在某城市闹市区聚集。他们身穿各式春夏款服饰、佩戴各式口罩帽子遮挡大半面部,冲击政府机关、银行、商场等设施,对社会秩序造成重大破坏。
在强力部门介入时,暴徒们并未退缩,反而凭借面部遮掩的优势更加有恃无恐。对峙、叫嚣、甚至暴力对抗……局势陷入某种程度的失控。
另一方面,强力部门在弹压与处置过程中,无法有效取证、面部识别困难,在事件进展期间、事件后追责期间,陷入目标锁定的技术尴尬……
我们当然有理由坚信,再可怕的疫情终究会过去。然而,当人类社会普遍从高度受控的“洁癖”环境里解放出来时,不难想象,过去的生活方式将有所改变,许多新的生活习惯或许会伴随着我们很长时间,比如:戴口罩。
各类暴力犯罪者热衷遮掩面部,剥离自己的识别特征,从而暂时屏蔽羞耻感、道德约束、降低法律追究的效率。恐怖分子、抢银行的劫匪、街头革命的乌合之众,无一例外热衷此道。这是人性和技术局限导致的必然。
由于恐怖分子与劫匪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不必过多展开。我们不妨聚焦文章开头的群体性事件,抽丝剥茧地梳理一下,这样的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虽然欧洲人宣称口罩不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习惯,然而在汹涌的疫情面前,人们还是听从理性召唤,乖乖地学着东亚人的方式戴上了口罩。其中奥地利甚至强制全民戴上口罩。当然,我们有必要了解,过去欧洲人排斥口罩及其他面部遮掩的原因之一就是公共安全。
例如,众所周知,法国拥有欧盟最高比例的某宗教人口。2014年,法国颁布《面罩与罩袍禁令》,该规定称:禁止在公共场所,如街道、车站、公园和商场等地穿戴某宗教某派别的蒙面罩袍。不难看出,法国当局颁布该禁令的指向性无他——公共场合的安全。
与我们更近的例子,还有2019年下半年的香港街头闹剧。一小撮被蛊惑的香港青年,通过戴面具、口罩,肆无忌惮在香港闹市胡作非为,企图以此躲避警方的取证。也正是“口罩足壮怂人胆”的效应在发挥作用。
令人遗憾的是,正如新冠疫情的传播模式不由分说、无孔不入一样,全球各国都可能由于类似诱因,出现上述情形。
在后疫情时代,社群心态的显著特征之一是人们普遍理解、体谅他人在公众场合戴口罩的行为。而不会像疫情发生前那样,看到别人戴口罩会多看两眼,或者觉得他人与环境有些格格不入。毕竟在疫情前,绝大多数人在绝大多数场合是没有戴口罩习惯的。无论如何,现在全民长期戴口罩的新生态已然形成。
戴口罩,这个细节在公共治安方面的挑战是否成立?我想应该是成立的,至少是不容忽视的。从实际的管理层面、技术层面,戴口罩导致的人脸识别挑战是显而易见的。虽然目前不少人脸识别技术宣称戴口罩也无妨。然而,迄今实践中并没有证据支持公共治安事件中,全员口罩的条件下,依然能够很好地进行取证的先例。比如巴黎的黄背心运动和去年的香港风波。我们注意到,口罩确实很好地遮掩了歹徒的面部特征。如果配合鸭舌帽与墨镜,其掩藏效果更佳可想而知。
在后疫情时期,如何进行街头非法聚集时的面部取证?如何应对因为“全民口罩”而导致的“口罩足壮怂人胆”的犯罪心理?这些新生态下的新课题,颇有些时不我待。期待有关部门能够尽快争锋相对出台相应措施与解决方案。(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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